金和南宋的建立南宋初年军民是怎样进行抗金的

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春天，当铁木真“升级”为成吉思汗，踌躇满志地在斡难河源头建立大蒙古国时，临安城中的韩侂胄也正处于人生巅峰的亢奋之中。
自1195年年初罢黜政敌赵汝愚之后，韩侂胄总揽南宋军政大权已达十二年之久。
一个他念念在兹多年的政治梦想即将实现：北伐金国，克服中原。
就在这一年四月，在韩侂胄的推动之下，宋宁宗赵扩下诏追论秦桧主和误国之罪，削夺王爵，从“忠献”改谥“谬丑”，贬秦的制词中说：“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
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
” 一时传诵，大快人心。
再算上两年前（1204年五月），宋宁宗下诏追封岳飞为“鄂王”，将岳飞作为北伐的“神主牌”，贬秦崇岳，再加上借重陆游和辛弃疾这两个“北伐文艺权威”的威望（陆游还专门写过“异姓真王功第一”这样的句子推重韩侂胄），韩侂胄可以说已为北伐做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宋代重大案件的死刑判决要由大理寺奏请皇帝裁断，然而无论哪个岳飞纪念场所都没有宋高宗的跪像就在贬抑秦桧的当月，南宋大军已经开始分“东、中、西”三路向金军展开了全线进攻，拉开了“开禧北伐”的帷幕。
或许要感谢“不宣而战”达成的突然性，宋军在战争初期打得很顺，连连攻城拔寨，特别是勇将毕再遇仅带了87人就出奇兵一举拿下了泗州城。
泗州大捷的消息传来，韩侂胄感觉恢复中原指日可待，便奏请宋宁宗于出兵次月，也就是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下诏北伐，正式对金宣战。
这篇诏书一开头就气势逼人，“天道好还，盖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顺，虽匹夫无不报之仇”；
行文中还大有传檄而定的雄心，“西北二百州之豪杰，怀旧而愿归;东南七十载之遗黎，久郁而思奋”。
不过，韩侂胄的这次“开禧北伐”，似乎所有的好运和豪情都留在了前两个月。
几乎就是在宋宁宗的北伐诏书颁布之后，一个又一个的战场败报向临安传来。
自命忠君爱国的韩侂胄可能很想问：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试着以后见之明说几点。
第一，动机不纯。
首先我们得明确，韩侂胄的北伐并非如《宋史》等“反韩派”那样认为的，单纯是为了巩固
在南宋的朝局中，针对宋金和战问题，“主战派”一直是主流思潮之一，特别是在秦桧去世后，主战思潮渐有压倒主和思潮的趋势，辛弃疾、陆游和陈亮这样的人算是当时的“舆论领袖”，宋孝宗更是终身以恢复为念，且即使是主和派，反对北伐的理由也不是“放弃恢复”，只是说时机未到罢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韩侂胄的北伐主要是出于“公心”，但是，他的立功心切虽然在政治道德上没有什么太多可指摘之处，立功立言本就算是正常的人生追求，但的确在客观上对北伐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比如，对辛弃疾这些可能“抢功”的人若即若离，一心想独占恢复之功；
再比如，在各种条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就急于求成贸然出兵。
第二，准备不足。
这一点和“动机不纯”直接相关，某种意义上属于衍生品。
平心而论，韩侂胄不是什么没有军政经验的楞头青，不可能一点战前准备不做就仓促北伐，但除了通过“贬秦崇岳”在舆论上做的准备很充分以外，在军事上经济上做的那些准备都有“临时抱佛脚”之嫌。
比如，韩侂胄为了筹措南宋奇缺的战马，试
就连南宋那些激进的主战派，尽管在大的价值观上积极支持韩侂胄的北伐大计，但都对韩侂胄的仓促出兵不以为然。
比如辛弃疾，曾对北伐的时间表有“更须二十年”的说法，辛弃疾的政治主张与其说是尽快北伐，更不如说是希望朝廷卧薪尝胆，尽早做好包括练兵、情报、财政等方面的战争准备，而不要得过且过因循苟且。
开禧元年，也就是北伐前的一年，辛弃疾还作了那首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借宋文帝刘义隆的北伐失败表达了他对时局的担忧，“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辛弃疾的话日后还当真应验了。
第三，低估对手。
金国乱亡在即，金军不堪一击，即使宋军准备不足，北伐胜利也是唾手可得，这或许也是当时包括韩侂胄在内的主战派的战争逻辑。
开禧元年，南宋使节李壁使金归来，放言“敌中赤地千里，斗米万钱，与鞑为仇，且有内变”，韩侂胄闻之大喜。
金国当时外为蒙古所扰，内为饥荒所困，这些情报都没有错，但问题是，如果韩侂胄由此得出“金军不堪一击”的结论就大错特错了。
当时金帝国处于金章宗的统治末期，尽管国势不振，但金章宗在位其间好歹也有“明昌之治”，国力的底子还在，人口正处于金帝国的巅峰，不战自乱只是文人的幻想罢了；
在军力方面，金军固然不再是那支当年“女真满万不能敌”的强军，但此时还未经过蒙古大军的荼毒，主力尚存，完颜宗室也还有一批名将在，更何况，我们后世所说的金军战斗力下滑更多“对标”的是蒙古铁骑，如果相比宋军，金军只强不弱。
在开禧北伐中，金军一度纵横无敌，逼近长江防线，甚至让时人看到几分全盛时期的影子。
第四，用人失当。
在开禧北伐中，韩侂胄用人失当的恶果几乎从一开始就频频爆雷。
最神奇的是，除了我们之前说的毕再遇以外，韩侂胄看中的各路将帅无不是纸上谈兵，遇敌即溃之辈，很多人连基本的战场经验都没有。
我无意于用韩侂胄所用之人都是奸人这样的泛道德化话语来解释，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些人都是“鼓吹北伐”之人，和韩侂胄一拍即合，北伐口号喊得越高调，官做得越大，而相应的，他们的实际军事才能反而被韩侂胄忽视了。
有两个用人失误甚至是致命的。
第一
更神的是，唯独把韩侂胄蒙在鼓里，后来和人喝酒时偶然得知后大怒，这才将苏师旦罢官抄家，但为时已晚，开禧北伐此时已是一败涂地。
第二
吴曦本是威震川蜀的“吴家军”第三代，虽然心怀异志，但由于在临安当官被剥夺了兵权，所以也是“枭雄无用武之地”。
旦一心想回川的吴曦贿赂了韩侂胄的亲信，就轻易被放回了四川，并说服韩侂胄任命他为宋军北伐西线的统帅。
韩侂胄这个决定酿成了大祸，没几个月，吴曦就在北伐前线“火线投敌”，还得到了金章宗的册封，满足了他独霸四川的野心，要不是吴曦后来被心怀忠义的部将刺杀，南宋面临就不是北伐失败的问题了，反过来被金军两面夹攻，一举灭掉的可能性都有。
而对于像辛弃疾这样真正能打仗的人呢，韩侂胄反而刻意晾起来，或者说，只把他当作北伐的招牌，却不给真正掌军的机会。
辛弃疾曾说过，“侂胄岂能用稼轩以立功名者乎，稼轩岂肯依侂胄以求富贵者乎？
” 邓广铭先生在《辛弃疾传》一书中认为，韩侂胄对辛弃疾“忽而呼之使来，忽而又麾之使去”，表明“韩侂胄一派人一直还不曾有对当代豪贤分任权责、共立功业的廓然大公之心”。
嘉泰四年（1204年）年初，辛弃疾在被宋宁宗召见时曾说：“敌国必乱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务为仓促可以应变之计”。
“元老大臣”是谁？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辛弃疾在委婉的劝告皇帝，北伐要多用有沙场经验的老臣老将，不能交给没有经验的那些幸进者胡闹，虞云国先生在《南宋行暮》中认为，辛弃疾在言语之间甚至不无自荐的意思。
开禧三年秋，看见战事一败涂地，韩侂胄终于想到了辛弃疾。
但辛弃疾收到诏令时，已经是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表请辞。
没多久，辛弃疾病逝，据说临终前还高呼“杀贼”。
第五，内部不稳。
韩侂胄号称权倾朝野，在北伐这个问题上，实际上远没有在朝廷内部统一共识。
比如说后来反韩政变的主谋史弥远，一看到战事不利就开始四处串连，甚至与对韩侂胄早有不满的杨皇后搭上线。
何忠礼先生在《南宋政治史》一书中甚至认为韩侂胄有点心慈手软，在北伐前放弃了对主和派政敌的打击，这些人不久就恢复高位，而韩侂胄自己又用非其人，导致他在朝中四面受敌。
最讽刺的是，如果说韩侂胄决定北伐的确有巩固
更重要的是，韩侂胄也没有搞定宋宁宗。
在北伐问题上，宋宁宗始终模棱两可，没有定见，虽然没有正面否决韩侂胄的北伐决断，但也没有给予明确的支持。
北伐失败后，宋宁宗曾评论称“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可能才是他真实的想法。
周密在《齐东野语》中也佐证说，宋宁宗“乃守成之君，无意兹事”。
电视剧《大宋提刑官》里的宋宁宗试想，如果宋宁宗有定见，宋廷要么就放弃轻举妄动暂缓北伐，积蓄国力等待时机；
要么就是上下一心决定开战，也就不会在战事初期不利之后，逐渐陷入了在和战上游移不定的尴尬状态，后来甚至出现了前线将帅对继续战争虚与委蛇的状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宋已经丧失了进行长期战争的政治能力。
第六，实力不足。
这可能也是“开禧北伐”失败的最核心原因。
《南宋行暮》一书深刻的写道：“金人入主中原以后，双方随着‘时移事久，人情习故’，已与南宋在地缘政治上形成了一种势均力敌的抗衡态势，谁也吃不掉谁。
从绍兴末年金主完颜亮南侵，中经隆兴北伐，直至开禧北伐，不论率先发动战争的是宋还是金，从来都没能如愿以偿过，其间地缘政治的综合因素似在冥冥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虞云国先生对宋宁宗和韩侂胄这对北伐君相组合也相当不看好，“开禧北伐时南宋的综合国力显然不及隆兴北伐之际，再加上开禧君相的因素，宋金地缘政治的格局不可能改变，北伐失利是无可避免的”。
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上早朝的韩侂胄被宫廷侍卫刺杀身亡。
这固然是一场有偶然性的宫廷政变，史弥远结盟杨皇后，背着宋宁宗才杀掉了韩侂胄。
但是，当时韩侂胄已有“不得不死”之势，在主和派重新占据上风的情况下，朝中众臣普遍认为开战的“元凶”韩侂胄已经成了宋金合议的绊脚石，代表性说法是，“今日欲安民，非议和不可；
欲议和，非去侂胄不可”。
而在金人那边，也将“献首祸之臣”当作议和的先决条件之一。
而事实上，韩侂胄被杀之后，首级最终竟真的到了金人手里，金章宗为此还祭告天地，举行了盛大的“献首仪式”，礼毕将韩侂胄的首级，悬挂在高高的旗杆上，供看热闹的群众观瞻，之后还被做成“标本”藏入军器库。
一代权相，生前风光无限，最后却落得个身首异处。
从政治责任的角度出发，韩侂胄力主开战又丧师辱国，“任情妄动”，被罢官也是早晚的事，考虑到他是依靠“绍熙内禅”此种宫廷政变起家，那么甚至被刺杀也可以视作政治阴谋家 “上得山多终遇虎”的归宿。
但是，堂堂大宋重臣，事败之后，死则死矣，被作为谈判“筹码”送到敌国是怎么回事，这羞辱的哪里是韩侂胄，而是大宋朝的国家尊严吧？
当时甚至有很多与韩侂胄不和的反战派大臣都看不下去了，有人就站出来说“韩侂胄头不足惜，但国体足惜！”。
还有太学生作诗说：“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甚至将韩侂胄比作汉景帝时代因主张削藩而蒙冤被杀的晁错。
嘉定元年（1208年）九月，在史弥远的一力主导下，宋金签署了“嘉定和议”，坦白说，虽然史弥远此人的主和政见已经堕落到“乞降”，但和约也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屈辱，其实也就是加了岁币十万两白银而已，金军收了一笔“赎地费”之后也将新占的土地还给了南宋。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史弥远的谈判之功，而是因为在金帝国的北方，正在坐大的蒙古让金人坐卧难安，不想和南宋过多纠缠。
金宣宗为了与蒙古合谈以解中都之围，1214年将金帝完颜永济的女儿岐国公主送给成吉思汗和亲，而后蒙古退回漠北地区。
也就是从“嘉定和议”之后不久，史弥远成为了下一个不可一世的权相，权势比韩侂胄有过之而不及，在宋宁宗宋理宗两朝擅权长达26年，最后不仅得以善终，还没有像秦桧、韩侂胄那样进入《宋史·奸臣传》。
周密在《齐东野语》中曾为“奸臣”韩侂胄抱不平说：“身陨之后，众恶归焉；
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
严格说来，韩侂胄算不上什么；
奸臣，至少无法与秦桧相比，他纵然轻举妄动丧师辱国，但更准确的定位是于大宋朝有大过的“罪臣”，才具不足而自视甚高，是典型的志大才疏之辈，但你非要说他在道德上多么不堪邪恶，或许有些“欲加之奸”了。
时过境迁之后，金国处置韩侂胄身后事的举动颇值得玩味。
金国后来追封韩侂胄为“忠缪侯”，认为他“忠于为国，缪于为身”，还将几经侮辱的韩侂胄首级最终安葬在他的先祖——韩琦之墓旁边。
《南宋行暮》一书认为，金国后来将此事札报南宋，其中不无讥讽的意思：比起你们本朝来，我们敌国的评价似乎还公正些。
纵观南宋一朝，“和战”始终是政治上最核心的主题，中前期是对金和战，后期是对蒙和战。
尽管宋人王应麟的“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的判断绝对化简单化，但也显示了宋人面对当“和战”与“忠奸”反复搅和在一起时的某种困惑。
先是秦桧主和，继而是韩侂胄主战，再是史弥远主和，最后是在和战夹缝中“骑墙”的贾似道，四大权相，三种立场，在后世却都因为“和战”的各自立场表现，尽数被视作“奸臣”。
如果将“和战”两者均视作一种价值中立的政治态度，不再与“忠奸”密切捆绑，或许就会发现，除了秦桧罪无可逭，其他三人皆有可议之处。
即使是秦桧之奸，也不是“主和之奸”，而是为了达成“主和”，而去构陷忠良血债累累压制舆论之奸。
“主和与“主战”是中立的，但在各自时代情势之下，作为权相重臣如何去推行它，如何去贯彻它，才是人品政品的试金石，当然，你得出的答案很可能仍然是暧昧不清的。
对于开禧北伐的大败局，还有一种神秘主义的上帝视角，如果韩侂胄北伐晚上几年，不用十年，比如只要五年，北伐几乎就是必胜之局。
正是在开禧北伐后的第五年（1211年），成吉思汗发动了灭金战争，当年便在野狐岭歼灭金军四十余万主力。
若是此时韩侂胄出兵，对金帝国可能顷刻便是灭顶之灾。
但历史的悖论是，如果金帝国比真实历史中早亡国20余年（1234年），对南宋真的是好事么？
只有天知道。
但这真的不是韩侂胄所能应对的天下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