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先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后又反对司马光废法为什么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他诗、词、散文所表现的豪迈气象、丰思想和艺术风格，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
但在政治上，他却显得不那么成熟。
青年时期的苏轼，也曾风发有为，积极奋进，书生意气十足。
他和王安石一样，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也感到忧虑，曾向朝廷提出过厉法禁、抑侥幸、决壅蔽、教战守等主张，表现了一个要求改革的政治家风度。
但当改革到来时，因触犯了他所代的集团利益和他的书生生活，他又上书反对，片面夸大新法推行的弊端，并因此遭到谪贬。
正因为被贬，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实际，接近下层民众，了解了更多的社会现状，政治态度也有所改变。
哲宗即位后，旧党执政，苏轼又被召还朝。
这时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要废除一切新法，这使因有多年地方官吏经历，对社会矛盾和新法实施的好处有所了解的苏轼，认识到新法中“裁减皇族恩例，刋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旗鼓\"等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的措施，不能废弃。
他“深虑数年之后，取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主张对新法“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因此又遭到旧党的攻击，再度遭贬。
不过，政治上的失意并没有改变他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旺盛的创作力。
相反，让他更加有机会接触社会实际，熟悉底层民众，接近自然风光，激励他写出更多的著名诗文。
苏轼一生著有《东坡全集》一百多卷，遗留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许多优美的散文。

参考：
原因很简单，因为苏轼是那个时代罕见的，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识分子。
宋神宗熙宁二年以后，随着变法的推行，新旧两党也在斗争中逐渐泾渭分明，为支持而支持，为反对而反对，将朝政搅的翻天覆地。
被人视作旧党的苏轼，曾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时，坚决反对新法，可元祐年间旧党得势时，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
从表面看，苏轼的行为前后矛盾。
但实际上，这恰恰是他不以“党派利益”和“私人恩怨”为行事准则的外在表现。
苏轼是个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识分子先说句题外话，知识分子是近代以后才产生的概念，特指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的人。
而在奉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宋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子多追求“东华门唱名”，进而成为帝制时代附庸于“王朝统治”的高级“脑力劳动者”。
他们的思维模式，行事准则，无一不是为了“王朝统治”服务。
在这种价值观下，人的道德反而不那么重要。
如北宋名臣欧阳修，为了将以“武人”入枢密院的狄青赶出朝廷中枢，不惜捕风捉影，有意诬陷，手段之恶劣，与他后世的“文名”相差极甚。
但是，我们只要结合当时的背景因素，就不难理解欧阳修如此做为的必要理由。
唐末至五代，武人割据乱政，荼毒天下两百年，因此北宋自立国开始，便奉行“崇文抑武”的国策，以避免再次出现“武人乱政”的情况。
狄青以武人入两府，显然打破了这个底线。
在欧阳修看来，驱逐狄青是维护“王朝统治”的正确行为，私德自然就不是那么重要。
他显然不是一个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识分子，我们只可以将生于那个时代的欧阳修看做一个合格的政客。
我们再看苏轼，他在反对新法之初，理由和旧党大致相同，无非是新法改易过甚折腾百姓、与民争利等等，并因此遭受新党迫害十余年。
直到旧党上台，当司马光打算尽废新法时，苏轼却没有和纷纷起复的旧党中人落井下石，反而出人意料的站出来反对尽废新法。
他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新法自熙宁年间开始已经实行十余年，百姓也渐渐适应习惯了，虽然仍旧有着种种弊端，可再贸然尽废，与熙宁年间骤然变法，折腾百姓不是如出一辙吗？
在苏轼看来，尽废不如增添修改，废除那些所谓的“弊法”，留下“有益”之法。
这种施政态度显然是更客观，更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
尽管司马光与之交谊颇深，而且在“乌台诗案”发时，又对他多有营救之举。
可他仍旧站出来，用近乎于“撕破脸”的举动，与司马光据理力争。
但是，这在“党争”极甚，旧党清洗报复新党的元祐年间，可谓极度特立独行，没有极大的勇气，绝对不敢站出来和旧党首领进行公开争辩。
元祐元年，王安石病逝于江宁，苏轼奉命起草制文。
当年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曾不止一次对他进行打击迫害，但他并没有因此夹带私怨，反而在制文中对王安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制文中非但没有对新法予以贬损，反而客观评价了新法在多年实践中的完善与进步，肯定了它对国家的积极作用。
由此可以见得，苏轼对新法的态度与绝大多数旧党有着本质的不同，其对新法的理解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为深刻、全面。
由此，也可以充分解释，当司马光决定尽废新法时，苏轼为什么又站出来进行反对。
新法虽好，但确有弊端，苏轼反对新法中的弊法，不等于站队旧党王安石主导的新法在推行初期，确实有着很多弊端和不足，这也是历代改革家进行“自上而下”改革时，最容易出现的通病。
苏轼最初反对新法的理由大致有两点：1，新法改易过甚，骤然实行又急于求成，唯恐百姓难以适应，而折腾过甚；
2，新法中存在着不少弊端之处，除了有与民争利的情况，还过于繁杂，容易为胥吏所乘，反而与初衷相悖，因此劳民、害民。
本文限于篇幅所限，只讨论那些明显存在弊端的新法。
如雇役法执行之初，以钱代役的做法在理论上固然于国于民有利，但免役钱、助役钱、免役宽剩钱等各类名目过甚，征收标准又繁杂难以统一，地方胥吏具体执行时，往往就成了“两税之外，别出科名”的重复征收。
而且，宋代全国经济水平高低各异，对雇役法的态度也各有不同，如江浙等富庶省份相对受
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反而急于求成，新法中的雇役法就很容易成为扰民、害民之法。
还有被诟病为“与民争利”的均输法，朝廷命地方广置官署，用以“徙贵就贱”，具体办法与汉武帝时，桑弘羊所施敛财之法大体相当。
“徙贵就贱”在遭受灾害歉收地区以高物价折征钱币，然后用所征钱币到丰收低物价的地区采买物资，这种做法用近现代流行的说法就是投机倒把，吃相太过难看。
而且，官买官卖在实际操作时还会出现“非良不售，非贿不行”的情况，东西不好，没有回扣，就别想成交，强买强卖更是等于再扒掉百姓一层皮……长此以往，与杀鸡取卵无异。
汉武帝时，桑弘羊以此法敛财是为解决连年征战导致的财政危机，只做权宜之计，一旦有所缓解即行作罢。
可如果当做常法，显然并不合适。
旧党反对“均输法”，这一点在客观上是于国于民有益的。
除此以外，新党为打击反对派，将旧党逐出朝廷，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逐渐控制台谏官员，从而使台谏不再能够“言及乘舆，则天自动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自此，台谏官员成为新党的附庸和打手，失去本来应有的作用。
这也是苏轼所明确反对的。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曾与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做过一系列抗争。
如熙宁三年春试，苏轼与王安石就叶祖洽是否能够得中状元一事发生争执。
争执的问题表面是叶祖洽当否得中状元，但实际却是新党和旧党围绕着新法进行的一次较量。
彼时，宋神宗既支持新法，又重用王安石，叶祖洽当然得中，旧党一败涂地。
同年十一月，苏轼自请外放，任杭州通判。
苏轼反对“尽废新法”出于公心，奈何再次卷入党争，朝政翻天覆地如果将苏轼自请外放看做新旧党争第一阶段的落幕，那么“乌台诗案”显然就是党争进入第二阶段的高潮。
元丰二年，御史何正臣上书弹劾苏轼在谢恩表中暗藏讥刺朝政，同时，御史李定也跟风弹劾其四大罪状。
指斥苏轼在谢恩表中对宋神宗“心存怨愤，包藏祸心，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尚在湖州任官的苏轼被锁拿进京，关进监狱。
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苏轼友人均因“乌台诗案”而受到牵连。
党争愈演愈烈，这也为元祐年间，旧党得势以后报复新党埋下了引线。
直到神宗驾崩，太皇太后临朝，司马光、苏轼等一干旧党官员纷纷复起。
旧党在清洗报复新党的同时，又决意尽数废除新法。
苏轼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操守站出来，与曾经积极营救他的司马光进行争论，认为新法不应尽废，而是应该去弊存益。
这种精神，恰恰是北宋中晚期以及今天的我们所欠缺的。
很可惜，司马光很快去世，旧党分裂成蜀、洛、朔三党：以苏轼兄弟为首的蜀党；
程颐、朱光庭为首的洛党；
刘挚、王岩叟为首的朔党。
其内斗之激烈，不输于新旧党争。
朝政之败坏，已经不是孤儿寡母所能操控，逆转。
元祐三年正月，苏轼不堪台谏的诽谤和攻击，决定自请外放。
但彼时太皇太后对他颇为器重，再三挽留而没有成行。
直到十月间，攻讦愈演愈烈，苏轼不堪其扰，只得再次上书请求外放，终于以龙
然而，即便躲到杭州，来自旧党内部的攻击仍旧没有停止。
因为太皇太后的器重，苏轼能够安稳外任，而后又以兵部尚书被召还开封，但太皇太后不久后去世，新党再度得势，他这种屡遭攻讦而不倒的“好日子”也被彻底终结。
哲宗亲政以后，新党中的章惇、吕惠卿等人得以复起，新法随之又尽复。
此时的苏轼诚然意识到了危险，但还是秉承着一贯原则，上书哲宗，委婉劝谏：对太后临朝时所行之政应循序渐进的改易。
只是哲宗苦于太皇太后挟制久矣，新党恨于旧党报复迫害亦久矣，一场新的大规模报复行动已经在所难免。
从王安石变法到不分是非对错的党争乱政，苏轼一直都保持着相对清醒的认知，无论反对新法或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始终以国事和百姓为根本，都不以“私人恩怨”和“党派利益”作为行事准则，这在帝制时代是很难能可贵的。
所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识分子。

参考：
这一重要的转折，让苏轼有了一个为后世所熟知的号：东坡。
这就是“乌台诗案”这次事件，苏东坡差点丢了性命，是王安石一句话救了他的命。
但，这并不是苏东坡后来反对司马光废法的原因。
我们的苏大学士是不会因为救命之恩而轻易改掉自己的观点的。
乌台诗案苏轼是被冤枉的吗？
不是苏东坡在乌台写了一首诗犯了事。
而是乌台也就是御史台当时的老大御史中丞李定，盯上他了。
当然，还有个神队友，是大家都熟悉的写《梦溪笔谈》的沈括。
李定是有意的，而沈括纯粹是好心办了坏事。
起因很奇幻，是苏东坡给自己的好友，二十四孝之一的朱寿昌写了一首赞颂他孝行的诗。
坏就坏在苏东坡名气太大，所以朱寿昌辞官寻母的事，天下皆闻。
这就衬托出另一位不孝顺的人，对，御史中丞，李定。
李定的老妈是被丈夫休出的家门，后来改了嫁，后来，死了。
按当时的礼制，出母亡，则不必服丧。
李定也就心安理得的继续当官，但是，为士林（读书人）所不容。
苏轼的诗一出，这一对比，李定愈加显得不孝，李定也就越恨苏东坡。
而苏东坡呢，在杭州任上那简直是文如泉涌，一首一首接一首的写诗。
本来苏轼就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这诗里不自觉的就带出来了。
李定收集好苏轼的罪状，向神宗赵顼（音：须）报告了。
“猪队友”沈括！神宗这时候，正生气呢，因为，他正看着沈括交上来的差旅报告呢。
沈括是出于好心，是为了完成出差前神宗交给他的好好照顾苏轼的任务。
于是，沈括出差回来交给神宗的差旅报告，关于苏轼的部分，那就细的不能再细了。
还附上了苏东坡的诗集！并且沈老大人还生怕神宗看不懂，做了详细的注解！神宗两下一对比，得出了结论：这事是真的！苏东坡不仅反对变法，还藐视朕躬！这事，大了！眼看就要违背艺祖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士大夫的老规矩了。
这时，从遥远的江宁，传来一句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这话是王安石说的，此时他已罢相，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把苏轼杀了，对你的圣名有损啊！再加上太皇太后曹氏的求情。
苏轼，终于被放出来了。
苏东坡诞生！苏东坡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被贬为黄州团练使。
而且，不得随便离境！而且，生活还出问题了！苏东坡作为被编管的人员，工资是发的实物，也就是说，咱们的大诗人，还得当个小贩才能维持生计。
迫于无奈，苏轼东求西求，求来了黄州城东一块五十亩的地，种地养活自己！此时的苏轼，再也不是攻击“均输法”时，捍卫巨富豪商利益的开封府推官，也再不是攻击“免役法”时，捍卫士大夫享乐权力的文坛领袖了。
他，是黄州城东山坡上一农夫！苏东坡！司马光“变”法。
当神宗故去，哲宗上台之后，召回了在洛阳地洞里写《资治通鉴》司马光为相。
司马光，是旧党的核心人物。
元祐更化，开始了。
苏东坡在流放多地后，被召回了京都。
司马光在把章惇（音：蹲）为首的新党连根拔起之后。
关于是否废除“免役法”，司马光遭到了苏东坡的迎头痛击。
人，是会变得，苏轼此时已是明白人间疾苦的苏东坡了。
而司马光，虽然被贬到洛阳地洞里写书，但是，待遇始终没变。
还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士大夫，小时候知道变通砸缸的司马光，此时却固执的被苏东坡气称为“司马牛”！这就是苏东坡先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后来又反对司马光废法的原因。
同时，也是苏轼，向伟大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东坡转变的原因！
参考：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文人，他们的文学才能是出类拔萃的，但说到政治才能，可能就要差很多。
因为文学和政治不是一码事。
唐代的李白、杜甫都是这类人，文学超一流，政治一般般。
这就是他们当不了大官的原因。
而苏东坡不一样。
他不但文学才能出众，政治才能也是一流。
文学就不用说了，苏东坡无论是在中央当官还是在地方当官的时候，政绩都是很显著的。
他在苏州当太守的时候在西湖所修的苏堤，今天还有用。
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苏东坡在王安石变法之时，成了变法的反对派。
而在王安石下台之后，司马光废除新法的过程中，他又成了反对派。
永远的反对派，使得他在政治上成了永远的倒霉派。
让这样一个真正有才华之人，在为官的大部分时间里，成了官场上的失意之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苏东坡成为反对派，不是因为苏东坡错了。
无论是他反对王安石，还是后来的反对司马光，历史都证明苏东坡没有错。
但是，坚持正确未必就会得到好处，有时反而会倒霉，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是有很多的，根本不用奇怪。
王安石做为改革家，历史的定位是正面的。
司马光做为史学家，历史的定位也是正面的。
所以，历来的史论家把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称为君子之争，所争的是是非问题。
两
这与明代后期官场之争是大不相同的。
由于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学者个性，两
苏东坡与此二人性格有很大差异。
苏东坡是绝顶聪明之人，他处事之时，常常不囿于成规，不拘一格。
比如他在参加科举考试之时居然敢编历史典故，就是一个证明。
王安石变法之时，大宋王朝是存在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是可以慢慢一点点解决。
可是，王安石的心比较急。
他希望对大宋朝各方面制度进行全方位改革，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王安石在当地方官的时候，就对一些方面的改革进行了尝试，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于是，他当了神宗的参知政事之后，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工作。
他改革的内容包括青苗法、保甲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等。
这样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活动必然给社会带来很大负面影响。
所以，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并不好。
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用人方面，推进过快方面等等，都影响了变法的效果。
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负面效应，苏东坡提前就已经预见到了。
当时的情况之下，王安石得势，又有皇帝的绝对支持，变法大政不可改变，这时，一些只
这些人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
所以，出现了许多侵害下层利益的事。
这些事情，就是苏东坡反对新法的原因。
苏东坡其实并不反对社会改革和变法。
而是反对用人和做事中的一些具体做法。
王安石要强力推行新法。
不允许有反对派对变法大事进行掣肘，于是，苏东坡只能靠边站了。
当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自己退下来的时候，恐怕会明白苏东坡半时泼的冷水是有道理的。
苏东坡从黄州赦回的时候，路上曾去看过王安石。
王安石曾对他说过一句名言：“礼法乃为我辈所设耶？
”司马光上台之后。
决心要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除。
王安石经过多年改革之后，一些新的做法，老百姓已经适应了，没有必要全部废除。
只要废除百姓们意见大的，无法坚持下去的就行了。
可是，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办事的时候，都是一根筋。
司马光废新法的原则是，凡是王安石弄出来的，一律废掉。
这种绝对化的办事方式，又受到了苏东坡的反对。
因此，苏东坡又进入倒霉时段。
总之，苏东坡成为永远的反对派，并不是因为他错了。
恰恰因为他对了。
因此倒了霉也无怨无悔，正是苏东坡正直可爱可敬之处。
他的人格比那些见风使舵，唯利是
苏东坡能成为千年一人的文化人物，除了他天赋极高的文学才能之外，还有他出众的政治才能和眼光以及高尚的人格。

参考：
1068年，宋神宗赵顼即位。
宋神宗即位后，对当时宋朝疲弱的政治现状深感不满，由于他素来欣赏王安石的才干，即位后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振兴北宋王朝，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王安石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结束。
王安石提出了“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等共十项新法，并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专门主持变法。
新法实施一段时间后，苏轼上书专门谈论新法的弊病，他的《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纵古论今、引经据典，苦口婆心地劝说皇帝，停止王安石那套疾风骤雨式的变法。
其实，苏轼并非反对变法改革，他自己亦曾曰：“器久不用而虫生之，人久宴溺而疾生之，天下久安无为而弊生之，皆谓之蛊。
”苏轼只是反对王安石的那套改革变法的方式。
苏轼认为，王安石的改革变法，是要从炽热的大热天，瞬间转变为冰天雪地的大冬天，老百姓受不了便是坑害老百姓。
他主张根据国家和百姓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地进行变法改革，提倡多用君子少用小人。
结果苏轼被认定为新法的反对派，即“旧党”。
元丰八年（1085），三十七岁的宋神宗皇帝驾崩，宋哲宗赵煦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五月即启用旧党代表人物司马光主持朝政。
由于司马光一贯赏识苏轼的才华，于是派苏轼去登州任知州，苏轼刚到任登州五日即被召还回朝廷。
在司马光和高太后的提拔下，苏轼仕途得意，连连升官。
然而，由于司马光要全面废除新法和新党人物，尤其是要废除新法中通过实践证明对老百姓有益的“免役法”，苏轼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结果，苏轼又被旧党认定为新党，从而被贴上了“新党”的标签。
苏轼一生经历了仁宗、短暂的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位皇帝，逝世于徽宗继位的第二年。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于党争之中，但他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做人做事无不秉持自己的良知，虽九死一生仍初衷不改；
苏轼一生都在坚守“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信念，做到了以天地为心，以人民为亲，他高贵的人格魅力，令无数后人推崇景仰。

参考：
首先，变法是否必要？
其次，王安石变法是否正确？
最后，司马光废除新法是否妥当？
回答了这三个问题，就应该有结论。
变法极其必要，已刻不容缓北宋建立后始终存在三大问题：1、冗兵失去幽云故地，辽国骑兵可轻易掠过河北平原，冬天渡过黄河直杀东京城下。
北宋基本无险可守，那就只能堆兵防御，所以京畿附近累积了全国禁军的6成
宋仁宗时期禁军达到顶点的82.6万。
北宋政治相对温和，凡是遭遇灾荒就将难民青壮年编入厢军，所以到宋仁宗时期，厢军已经逼近50万。
此外，出于防御要求而招收乡兵、番军、勇敢、效用军。
所以，宋仁宗时期国家军队超过150万。
2、冗官北宋推行文治科举。
同时大量设置官员以分薄权力，每个官员都身兼多职，有职、爵、勋、差、贴等多个工资俸禄。
宰相每年薪金可达十来万贯。
此外，每个官员还可以为子弟带来数个甚至十几个恩荫。
3、冗费150万士兵要养活，十万官员，几十万差役要养活，所以虽然北宋经济繁荣，常年财政收入超过7000万贯，但接近9成被用来养活军队与官员。
国家财政时刻紧绷。
倘若出现一次大规模的灾荒，北宋必然倾覆。
宋仁宗：4、朝野共识宋仁宗时期，朝野上下已形成共识，变法改革势在必行，所以才有庆历新政。
然而庆历新政很快失败了。
原因在于庆历新政只讲裁剪官员，节约开支，这显然导致大量官员利益受损。
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王安石变法仓促，手段粗暴，结果很失败，更是有功利目的前面说，庆历新政是节流，结果失败了。
自然，王安石就主张开源。
三无畏宰相：然而，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只能是笑话。
变法前，北宋常年财政收入7000万，变法高潮时达到1.2亿，看起来增长了。
却是民不加赋嘛？
没有机械化大生产，没有海外贸易，没有殖民掠夺，增加的70%税金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
贵族地主缴纳的？
算上过程损失，百姓增加最少一倍的税务负担。
可国用依旧不足。
原因就在于，王安石只是掠夺民财，而非开源节流并举，没有针对三冗进行任何改进与修订完善。
所以王安石变法，于国家财政局面，地方经济发展，军队建设，无一成果。
当王安石的学生，八品官的安门上监郑侠宁愿承担罪责，也要非法通过银台司快递向宋神宗呈递流民
司马光为了反对而反对最令人惊讶的是，因变法未能达到目标也因为变法过程仓促，政策漏洞百出，王安石就直接将责任推到反对派的掣肘上，甚至以辞职胁迫小皇帝宋神宗处分反对派。
显然，率先破坏君子政治传统的新党，必然遭到旧党报复。
宋神宗死后，司马光登相。
在高太皇太后支持下将所有新法一一废除。
然而这仅仅只是司马光对新党蛮横变法的政治清算。
司马光没有改变三冗的办法，甚至没有试
又一个拗相公的司马光：结论：伟大的苏东坡真正忧国忧民的士大夫。
他提出《寒暑论》，明确承认变法必须进行下去，但坚决反对新党的操切，同时也反对旧党为了反对而反对新法的行为。
也因此苏东坡自乌台诗案后不断被新党与旧党来回折磨，颠沛流离，却矢志不改。

参考：
因为苏轼是一个真正关心民生疾苦，忧虑国家存亡的士大夫。
所以无论是前期的王安石变法，还是后期司马光废法，苏轼都选择追随自己信仰的真理。
宋神宗满腔热血，王安石雷厉风行。
在宋朝开国时期，军权政权财权的过度集中化，使得大宋王朝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出现财政负担加剧，官僚体制臃肿等问题。
到了宋仁宗时代，国库空虚问题突显，朝廷不得不加大吸收民间财富的力度，而这一措施使得社会矛盾进一步锐化。
庆历三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实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但最终由于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改革终止。
待到他堂孙子宋神宗继位，国家对外军事薄弱，只能靠财物维持外交关系，对内贫困积重难返，民生凋敝。
在这内外忧患的夹击下，年轻的宋神宗满腔热血，发誓要有一番作为。
宋神宗向司马光请教，如何才能深化改革，为国家探寻出新的道路。
司马光说，人要先修身才能治国，修身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
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
”司马光作为肱骨大臣，深知国家积重难返，变革是急不得的，只有循序渐进才能慢慢打开局面。
但是，过分强调细水长流，便容易深陷于因循守旧，过分强调客观困难，便容易深陷于庸碌无为。
在神宗看来，朝廷上的大臣是指望不上，泛泛空谈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所以他把眼光瞄向了名声在外却素未谋面的王安石。
王安石，出生官宦家庭，自小就有经世济时的抱负，进士及第后，历任多地长官，试行了若干改革措施，取得些许成效，便形成了系统性的变法理论体系，其口号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曾经他写成上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但石沉大海。
聪明的王安石深知，身在基层的官员根本没有话语权，只有身居要位，才能让世人听见自己的声音，才能真正将自己的变革理论推行下去。
他审时度势，静待时机，在仁宗时期，他推掉了多次晋升的机会，再加上他博学多智，见解非凡，生活简朴，一时间，天下读书人对他赞不绝口，成为圣人在世，人人争相与他交往。
宋神宗与王安石一见如故，彻夜长谈，在治国理政上取得了高度的君臣一致。
王安石对着神宗心情澎湃地说：“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熙宁二年，王安石受命执政，变法运动开始，史称“熙宁变法”。
雷厉风行的王安石，颁布和实行了一系列新法，主要涉及财政的军事，终极目的是维护大宋王朝的长稳统治。
有变法派，就有保守派，这是历史规律。
新法一出台，朝廷内争论激烈，其中以翰林侍读学士司马光反对最为突出。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一大批老臣以称病，辞官为威胁以求抵抗新法，司马光与熙宁三年离朝隐居洛阳，而后十五年不谈国事，闭门写《资治通鉴》。
而苏轼，早已看到国家的弊端，想要变革的心思在他心中骚动，但是面临着王安石大刀阔斧的变法，他看到了富国强兵的愿景，但他也看到了民心不定的现状。
所以他自然站在了反变法派的一边。
王安石计划兴办学校，废掉科举。
苏轼上书《议学校贡举状》，表示坚决反对。
神宗看重苏轼的才华文采，想让他修撰《中书条例》，王安石反对。
修《起居注》，再反对。
王安石新法的弊端逐渐显现，虽然新法重心放在国富上，但是随着国家收入提升，百姓的负担也在不断加重。
再加上很多老臣出走，新人良莠不齐，一些贪利求进的地方官，为了晋升，不惜以重法压榨人民。
新法中的“良法美意”实际上却成了扰民的工具。
苏轼看到如此现状，深知自己的立场是对的，坚守“危言危行、独立不回”的政治操守，捍卫真理，反对新法。
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奉劝皇帝要“结人心，厚风俗，存纪刚”，并同时对新法发起全面攻击。
但却反映全无。
再写《再上皇帝书》，言辞激烈，“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
”依旧石沉大海。
因为对新法的反对意见日渐激烈，朝廷上小人察觉出神宗已对苏轼有不满之情，便开始罗列罪名，弹劾苏轼。
最后因为有老臣求情，陷害之事不了了之，心灰意冷的苏轼，便上书请求外任，好离开这是非之地。
具备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苏轼，坚定维护免役法元丰八年，宋神宗病逝，司马光回京吊唁时，所到之处百姓聚集，纷纷哭泣请求司马光留在京城，辅佐君王，还百姓安居乐业生活。
而后，司马光成为高太后最重要的依仗，他们一致认为熙宁变法完全失败，当务之急，要排除一切阻力，废除新法，一切回到熙宁二年的样子。
同年，苏轼回朝，发现曾经变法的两拨人的关系位置对调，对抗的力量失衡。
在司马光的执政之下，一边起用反变法大臣，一边有计划地废除新法，元丰八年七月废保甲法，十一月废方田法，十二月废市易法、保马法。
而后免役法的废止，却成为争论的焦点。
许多反变法大臣，认为免役法比较有利，“法无新旧，惟善之从”，按户征税雇役，可以断绝官吏勒索的机会，确实是有可取之处。
这帮支持免役法的大臣中，就有苏轼。
与司马光见面后，苏轼便将自己免役法的见解深入浅出作出了解读，希望司马光能够取长补短，合理对待免役法。
但是司马光性格执拗，面对苏轼的长篇大论，根本不以为然。
苏轼坚持己见，撰写《论给田募役状》，详细阐述免役法便民利民的经验，但是司马光还是坚决不同意。
最后和司马光闹翻。
半年之后，司马光去世，但苏轼与他的政治矛盾暂时停止，但未终结。
司马光一生坦荡，虽说于苏轼政见不合，但从未开罪与他，待司马光去世后，由他提拔起的御史，却把苏轼作为必须除掉的政治敌人，党争之路才刚刚开始。

参考：
宋仁宗曾经惊叹苏轼、苏辙兄弟的文采和见识，评价道：“我又为我的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啊”。
可惜苏轼没达到宋仁宗所期望的高度，仕途非常不顺和坎坷，他的命运与变法密切相关。
苏轼既反对王安石变法，又反对司马光一味地废除新法，与新旧两党都产生了矛盾。
是苏轼不识时务吗？
非也，他是辩证地看问题，绝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宋仁宗苏轼宋仁宗一朝与辽国等邻国和平相处，赢得了百年的和平。
同时，军队、官吏过多等问题导致朝廷财政吃紧，难以为继。
宋仁宗任用范仲淹等人实施“庆历新政”，不过没有取得成功。
宋仁宗的继任者宋英宗仅在位四年，没有什么建树。
宋英宗的儿子宋神宗登基后，想要大展宏
王安石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法，核心是为了富国强兵，副作用是扰民、损民，与民争利。
所以，王安石变法的争议很大，反对者众多，苏轼也是其中的一位。
王安石苏轼对宋神宗述说对变法的看法，大意是步伐太快，用的人太锋芒毕露，希望能稳妥地实施变法。
而且，苏轼在主持进士考试时出题：“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
”透露出成功的关键在人，有含沙射影王安石的意思。
这让王安石非常愤怒，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已把反对变法的言论和人都列为异己，苏轼当然被外放出京了，并因为“乌台诗案”险些丢了性命。
十几年后，饱经沧桑的苏轼名作迭出，成为文坛领袖。
这时，宋神宗去世，年幼的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滔滔临朝听政，启用旧党的代表人物司马光为宰相，苏轼被召回京，得到重用。
但苏轼看到司马光全面否定王安石变法，废除所有新法后，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新法中的免疫法等推行已久，有可取之处，老百姓已经适应了，没必要推倒重来再折腾。
司马光应该说苏轼的见解是切合实际的，可当时朝堂之上旧党当政，既推翻了所有新法，又对新党予以严厉打击，苏轼不被谅解，不得不自请出京。
待到太皇太后高滔滔去世，宋哲宗亲政，新党卷土重来，苏轼又被视为旧党，一直被贬到海南岛。
宋徽宗继位后，苏轼被大赦，在北归途中去世。
苏轼名作《赤壁怀古》
参考：
简言之，苏轼是改革派，支持变法但不支持剧烈的变法。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关于变法的方式之争。
苏轼反对司马光废法，是关于国家前途的路线之争。
一、苏轼其实是个改革派武备松弛的北宋，长期苟安。
既要养大批军队，却又不敢向北方的辽国开战，不能抵御外侮，只能用纳贡称臣的方式维持。
久而久之，官越养越多，兵越养越多，耗费越来越大，正所谓“冗官、冗兵、冗费”。
“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这一切苏轼都看在眼里，明在心里。
苏轼认为要解决宋王朝的根本问题，必须要变革。
二、苏轼反对王安石激进的改革方式苏轼认为变革第一要务，是要整顿吏治，为改革争取必要的人事支持。
特别是州县地方官员，必须是支持改革的人士，因为改革的具体政策由他们来执行。
地方官的态度事关改革成败。
反观王安石，他一方面认为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整顿财政。
另一方面又却操之过急，待到神宗继位，迫不及待就启动了改革程序。
此时朝廷内外就只是新设置了一个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来作为总领变法的机构。
地方执行机构和其他相关机构人事，没有配合措施。
同时，苏轼主张万全的改革方式，王安石则倾向雷厉风行的变法。
可惜的是，王安石的变法没有得到神宗坚定的支持，从人事安排可见一斑。
苏轼后来激烈的反对王安石，却并非反对变法，是反对没有一整套万全体系的变法。
后来，在司马光废法时，苏轼又激烈反对，则是因为已经实施的新法确实产生了效果，虽然很不尽人意，也没有必要因为政见不同而置国家前途于不顾。
苏轼是一个至诚之人，没有政治偏见和党同伐异的心思，他只是对国家存在的问题看的很清楚而支持变革，也对王安石的变法方式存在问题看得很清楚而反对王安石，同样对司马光私心自用看得很清楚而反对司马光废法。
在后来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时，还大胆指出，神宗的摇摆不定动摇了变法的根本支持。
可见其是一片赤诚之心，能够看到不同时期变法存在的不足和产生的效果，不为一己之私利而单纯反对变法或反对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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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因王安石变法以为国争利为目的。
所以，苏轼就上言皇帝大概意思就是说，上乘之尊以德化民，百姓就会敦厚，社会风气就会好。
如果君王近功利，百姓就会变的狡诈，一致向钱看。
苏轼的这个言论到没有具体反对王安石变法，但这个言论是和王安石的新法相违背的。
在之后的变法过程中，要有位大臣上言说：君有爱民之心，臣有残民之术。
可见当时王安石的变法也不能说不对，但往往效果是适得其反，所以王安石变法非但没给百姓带来好处，且让百姓苦不堪言。
就是这样，有个叫邓绾的大臣就不是个东西，当王安石问他新法推行之后的效果，邓绾说行法后的效果是百姓歌舞欢腾。
王安石的变法对百姓造成不利后果，在宋神宗死后，就被司马光废掉了。
苏轼其实并没有反对司马光废法，而是对王安石的免役法，司马光要变更差役法，就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而已。

参考：
东坡先生性情豪放浪漫，心系社稷，关爱黎民百姓，坦然面对宦海沉浮，四海为家，乐做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