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安史之乱没有发生或者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唐朝的辉煌还能持续吗最终又会怎样衰落

不能，因为杨国忠那路人马属于奸人当道。

参考：

很明显，封建王朝有几个致命的老大难问题，一直没法子得到有效地解决。
第一个老大难问题就是朝廷和地方诸侯的问题，朝廷强大，地方弱小，那么就是宋朝的状况，强干弱枝，枝干强壮，分枝细弱，很容易压制不住地方的治安，甚至抵抗不了入侵；
朝廷细弱，地方强悍，那么就是汉唐的状况，强枝弱干，枝条强壮，躯干细弱，撑不住局面，崩溃是注定的。
这个老大难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只有小国寡民或许还能解决，可一旦是大一统的局面，正所谓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朝廷要么授权地方诸侯更多的权力，允许其便宜行事，否则事事都得禀报朝廷，肯定是治理不好地方，要么就是收缩，这就好比郑和下西洋，明明有很好的机会开疆拓土，但为何却收缩了，显然就是皇权治理的极限所造成的，与其让人拿着自家的资本去建立基业，倒不如不要，这就是皇权的致命点，自己要不了，也不想让利与他人。
所以啊，古代封建王朝为了解决朝廷和地方诸侯的强弱问题，总是找不到适合的平衡点，不偏不倚是做不到的，随着双方力量变化，天下格局就会发生变化；
第二个老大难问题就是后宫和朝堂，后宫问题有外戚和宦官干政，甚至连太后也是后宫干政的主要力量，而朝堂则是权臣把持朝政。
外戚问题在汉朝的时候是十分严重的，当然有好也有坏，比如霍去病、卫青等人，在帝王强大的时候，这些外戚是很好的助力，但一旦帝王孱弱的时候，这些外戚就是可怕的老虎，搞不好就会向朝堂的权臣转变，架空皇权。
至于宦官，唐朝除了安史之乱的地方节度使和藩镇问题之外，其实更严重的是宦官作乱，他们窃取了皇权，架空了帝王，搞得天下大乱，政令成了乱令，民不聊生，治理成了奢望。
所以啊，朝廷和地方的博弈，后宫和朝堂的皇权旁落的危机，无一不是封建王朝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安史之乱不外乎就是这些老大难问题发生的一个缩影，它的发生与解决，其实只是整个唐王朝衰败的映射，即便解决了，哪怕是完美解决，但只要老大难问题解决不了，那么衰败是不可避免的。

参考：

唐朝的势力范围已经到达今克什米尔地区，以及帕米尔高原以西的阿富汗地区。
尽管从事实上说，唐朝维持最大疆域的时间并不长(经营西域则达百余年)。
但是，终结这种疆域规模的，无疑是安史之乱之后的连锁反应。
如果真的按照提问所说——安史之乱没有发生，唐朝能够继续这种辉煌吗？
‬防守与反击的关系尽管从制度上说，唐朝丝毫不带有所谓内迁内亚族群的二元化色彩，是个完全的中原王朝。
但是，有很多观点认为，唐朝任用番将的传统，似乎是从李唐宗室的老舅家——汉化鲜卑人那里继承下来的。
本回答抛开这些思索，单单从渭水之盟这一事件，开聊关于唐初的一些事。
汉初，刘邦也同样遇到过类似的危机，那就是白登之围。
从形势上说，渭水之盟要比白登之围更为危险，因为初唐的古突厥兵力已经到达长安附近，威胁到了唐朝的国都。
要知道，匈奴边患，有汉一代从没威胁到长安。
那么，唐朝对古突厥的拉一派打一派，各个击破，就不可以看作单纯的宣扬国威，也不能单纯从所谓鲜卑血统导致的民族性格上划分，这实际上是一种自卫反击策略。
唐初，古突厥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让我们回到汉初。
汉初对于北方威胁的办法是——通西域，断匈奴右臂。
那么，对于和匈奴基本处于同位置的古突厥，唐朝所用的战略肯定也是一样的。
只要地球的地貌形态不发生太剧烈的转变，对于漠北地区的战略，就是通过西出阳关来控制，大同小异。
初唐对东突厥的反击已经完成，效率比汉初高了不少。
这就让唐朝有更多的时间经营西域，这是一体两面。
‬陷入激烈争夺盛唐时期，在中亚，唐军陷入了激烈的战争中。
因为当时的大唐西域周边有几大封建势力。
吐蕃，其政权在唐时非常强大，和唐处于对峙与拉锯状态。
安史之乱后，基本就是吐蕃在和阿拉伯过招。
阿拉伯帝国，其在中亚主要依靠投降的波斯士兵。
后来这股势力形成萨菲王朝，基本上算是萨珊王朝皇室的复辟，但宗教上已经变了，变成了阿拉伯式的。
回鹘，是唐的盟友。
突厥，虽然经历起落，但仍然有不小的部落势力。
唐军就是在这样复杂的状态下控制着自己的疆域。
‬交通聊一下阿拉伯帝国的军队特点。
阿拉伯帝国的主力，或者说核心兵力，是半岛的游牧人。
这些骑兵和亚欧草原骑兵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善于使用骆驼。
因此，阿拉伯帝国更加善于在沙漠地带、干燥地带作战。
至于他们的马匹，更不用说了，那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数一数二的马种。
掌握叙利亚、波斯之后，广大的中亚地区对于初兴的阿拉伯帝国军队来说，已经没有险阻。
而唐军想要与阿拉伯争雄，则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就是唐军通常的路线：河西走廊—安西诸镇—帕米尔高原的高山达坂—阿富汗东北部地区—克什米尔。
无须多言，这条路基本上属于探险路线，经历沙漠、高山、雪原…唐军就是在这样的路径中取得了一些胜利，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第二条路：成吉思汗西征的路线。
通常来说，这条路线是游牧民族掌握的。
即绕过帕米尔高原，从北疆和西伯利亚的草原带一路向西。
这条路线更容易走，尤其更利于骑兵突袭。
这就是亚欧草原之路。
但是，当时的唐军并不能完全掌握这条路线，如果想走，要借道回鹘。
‬兵力因为大唐西域距离长安比较遥远，至于阿富汗、喀什米尔等地，更是翻山越岭之地。
所以，唐军在阿富汗地区的规模就不可能有多大。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第一次蒙古西征——两万人。
唐军当时能够西出阿富汗的兵力规模，差不多也就是这个规模，剩下的都是附庸部队。
但是，因为中亚当地人口分散，部落林立，所以即便是较少的兵力也可以控制很大的地区。
前提是需要一个强大的帝国作为后盾。
唐帝国、蒙古帝国、沙俄，皆是如此。
像西辽那种建国方式，可以说是个奇迹。
‬平衡因为唐朝疆域辽阔，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长安的后勤补给很难持续输出，而频繁的征战会造成百姓的负担。
所以，唐朝才要在东、西两线边境任用大量番将，用当地人组成唐朝军队的主力。
这其实是没办法的事。
这里面有个有意思的现象——阿史那思摩，古突厥人，是初唐东线征伐高句丽的大将。
高仙芝，高句丽人，是盛唐西线的大将。
这说明，初唐与盛唐时期，唐朝朝廷对番将是有所防备的，往往使用调度的方法来控制这些地方实力大将，东边的人调西线，反之亦然。
总之，将他们连根拔起，让他们只能对朝廷效忠。
可为什么到了安禄山这里就没用了呢？
‬安史之乱人事当然是重要因素。
安禄山这
他经常在皇帝面前卖萌，装老天真。
一脸
那么，他是不是真的想扮猪吃老虎呢？
应该说，朝中看他不顺眼的大有人在。
这些人或许是嫉妒，或许也真的是出于朝廷利益的考虑。
总之，如果说安禄山没有受到潜在威胁，那是不切实际的。
玄宗皇帝呢？
他不是雍正的风格，不喜欢挑灯夜批，而是习惯于任命自己选中的人为自己管理。
扯远了。
‬西军唐朝的边军系统十分庞大。
东部大概有18万人，西部大概有21万人，总体而言，西军的实力更强一点。
这其实也是一种制衡。
唯一的弱点是，内地的征兵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唐朝在中亚的攻势。
所以，边军士兵由大量边疆职业士兵组成。
所以，当安禄山突然南下的时候，内地无兵可用，只能调用西军。
而潼关攻防问题上，玄宗出于总体考虑，拒绝了哥舒翰的防御策略，要求西军主动出击。
后人分析，玄宗这样指挥的原因，应该是期望洛阳能够尽快收复，这样唐朝的核心地区就不会凋敝，元气不会损伤太多。
但在当时，高仙芝已经被处理，哥舒翰已经中风。
结果，潼关一战，西军被3万叛军击败，20万大军灰飞烟灭。
也就是说，西军的主力不存在了。
兵力占有绝对优势而遭遇惨败，出乎玄宗的意料。
但这就是战争，战争不是做算术，并不是数据上强大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这也是战争的可怕和不可预测之处。
这才是大唐西域失守的主要原因。
那么，如果安史之乱不发生呢？
当时的唐朝是一支攻强守弱的军队，达罗斯之战，唐朝是在兵力劣势的情况下，冒进而陷入苦战，导致盟军瓦解。
但从兵力规模上看，这并不是主力决战，虽然遭遇惨败，但西军并未伤筋动骨。
此后唐军还有实力继续击败克什米尔当地的军队，就是很好的证明。
西军真正伤筋动骨是在潼关。
也就是说，只要西军主力尚存，唐军仍有能力反击。
从阿拉伯帝国的角度看，安史之乱前夕，阿拉伯帝国处于阿巴斯王朝的统治初期，起义不断，具体到对中亚的征服，则刚刚进行了几十年。
中亚虽然不存在明显的地理屏障，但对于阿拉伯帝国来说，那里同样遥远。
阿拉伯人以总督制管理中亚，总督集大权于一身，虽然调集重兵，但那些兵马主要由波斯人组成。
阿拉伯帝国在中亚同样有离心力的问题。
而且，从中亚地区进攻中原，同样要翻山越岭，历史上从未成功过。
最接近成功的是帖木尔帝国，可是帖木尔在进攻中途去世，攻势因此瓦解，可谓未战先败。
但是，还有一个主要因素没说，那就是吐蕃。
在当时，吐蕃可以利用青海，直接控制河西走廊，实际上在安史之乱发生后，吐蕃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吐蕃同样面临唐、阿拉伯的夹击态势。
换句话说，当时的中亚，类似于三国志，形势此消彼长。
还是那句话，战略不是纸上谈兵，如果说谁能预测战争走向，那未免太神了一点。
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无法准确回答的。
矛盾之处在于，唐军如果想继续西进，必然要强化边军势力，给边军将领放权，一旦放权，又会造成外实内虚的危险中。
而这种危险对于阿拉伯、吐蕃也同样存在。

参考：
兴亡谁人定胜衰豈无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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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即使得到很好地解决，唐朝也不能重回巅峰了。
在安史之乱以前唐朝已经存在多种问题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只是这些问题的集中体现。
这些问题，现在暂时被压下来了，但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等到一定时刻还是会再次爆发。
安史之乱使得唐王朝由盛转衰，但这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突然的。
从均田制被逐渐破坏开始，唐王朝原先的税制，兵制就已经出现了问题。
这既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也为节度使培养自己的私人武装创造了条件。
但唐朝设立藩镇和节度使也是根据当时国防形势和生产能力不得不作出的应对，然而这种制度一旦没能控制好，就会引火烧身。
如何平衡和掌握各藩镇的实力，又确保他们能够有能力保卫国家，这是很考验国家领导者的政治水平的，但晚年的唐玄宗似乎丧失了这种能力，而国家的宰相只知道争权夺利，结党营私。
这使得安禄山不受控制地发展，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
唐玄宗是唐朝很有作为的一位皇帝，创造了开元盛世，即使这样，到了晚年也开始沉迷享乐不问政事。
要想后面的皇帝比唐玄宗做得更好，更加不可能了，从这点看，安史之乱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唐朝也不能再现辉煌了。
虽然在古代一个朝代的走向和皇帝
均田制是唐朝对北魏至隋以来建立的土地分配制度的传承和延续。
唐朝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以租庸调制为中心的赋税制度和以府兵制为核心的兵役制度，这是唐朝能缔造盛世和开疆拓土的重要基础。
均田制是一种按照人口来分配土地的制度，部分土地在分配之后归农民私有，部分土地在农民死后要归还官府。
在之前由于常年打仗，导致人口不足，这种方法能很大程度刺激人口的增长，从而带动经济增长，朝廷也能获得更多的赋税。
但唐朝建立之后，社会也逐渐稳定，人口得到了很大的增长，但已经分配的土地通过变卖、隐匿等各种手段被私有化，政府已经没有多余的土地去给这些新生人口，领田者得不到足额的土地。
唐代的均田制是允许土地买卖的，这使得地主和免课户（如官僚、寺院等）大量兼并土地创造了条件。
后来的唐武宗灭佛也有这个原因在里面，大量的人为了逃避赋役投入了佛门，这使得唐朝大量劳动人口和土地流失，对朝廷和社会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建立的赋税制度，所谓“租庸调”，租乃田租，庸即力役，调是户调。
百姓缴纳赋税是以“授田”为基础的，农民有充足的田地，才能足额缴纳租和调。
均田制的崩溃令极大地降低了农民的纳税能力，在无法负担赋税的情况下，农民大量逃亡。
而这些赋税就只能让邻户代缴，这又使得更多的农民逃亡。
在这种情况下，在籍人口越来越少，在籍人口的减少也破坏了府兵制的正常运作。
府兵制也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以人口为依据形成的。
府兵就是军府的人，唐初在各地设立折冲府，以负责征兵和训练。
唐政府从民户中挑选府兵，并免除其家的租庸调。
府兵战时应召从军出征，平时和普通农民进行生产，而府兵出征是需要自己准备衣服粮食、武器铠甲的，所以是需要有一定条件的家庭。
均田制被破坏后，没有了足够的人口参加府兵，而底层农民没钱准备粮食武器，这也使得兵员数量和质量都得不到满足。
没有足够的人员，战事又频繁，这些人员不能及时得到轮换，家中的田地就更加得不到耕种了，这更加剧了贫苦农民的负担，大量百姓开始避役士兵开始逃亡。
到了玄宗时期各地折冲府已经到了“无兵可交”的地步，于是当时的宰相李林甫奏请玄宗停止了折冲府征兵的职能，府兵制也就彻底走向了消亡。
府兵制虽然消亡了，但唐朝还是需要士兵去守卫边疆，这时就急需一种可以代替府兵制的兵制了。
于是募兵制就应运而生，成功接替了府兵制，又由于边疆不断受到突厥、契丹、奚、吐蕃等的威胁。
于是唐朝就设置了十大藩镇，到了后来面对军事压力变大，而有时一个藩镇不能够单独应对，需要多个藩镇同时出兵。
但多个藩镇同时出兵又受限于统一指挥的问题，到后来玄宗干脆让一个节度使同时兼任多个节度使，安禄山一
权力过大就会滋生野心，节度使掌握着生杀、赏罚部下等权力，又由于是募兵制，兵源相当复杂，大多数是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人，还包括游牧民族投降的士兵。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供养的军队逐渐地就变成了节度使的私兵，这也是安禄山造反之后能迅速组织十几万大军的原因。
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和军队的问题，即使能够很好地解决安史之乱，唐朝也不能恢复辉煌。
等到某一时刻，问题会再次爆发，那将是另一场安史之乱。
因为节度使掌握了整个藩镇的权力之后，是不会轻易放手的，即使节度使死了，他也会想方设法把位置传给儿子。
朝廷如果不想节度使制度变成世袭制度，就只能兴兵讨伐，即使胜利了，也无非是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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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唐朝已经不辉煌了，所以才有了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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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步艰难，天地始终都在尽力衡阴阳，运四季，均五行，尽行好事，去凶运吉，使人人都满意，心想而事成。
但是，人性贪婪，谁都想高人一头，乍人一臂，谁都想成为：奴隶主、富贵人、功利者、地主、封侯拜相、王公大臣、皇帝太子、王子王孙。
看得起奴隶、平民、姫妾、下人、老百姓、那都是作作样子而已，作作样子，不欺压良善常人，也算很有仁德、很不赖了。
荼毒、刑杀，“风水轮流转，明年到他家。
”只有当发出不愿意的声音：“愿来生不生在帝王家。
”“子为王，母为奴。
”“它日为阿猫，生生扼其喉。
”“子贵母死。
”“亲、后刑伤族灭。
”“后宫不得干政。
”百难以后才能逐渐走出僭越、觊觎之心与功名利禄之心，从而彻底放弃为“帝王之志”，从而彻底放弃“学成文武艺，货保帝王家之意。
”最终走向民主、共和。
要走出过去，只有黑暗散尽；
要迎来未来，只有光明到来。
这“黑暗”和“光明”就是人心人意去、向。
改朝换代，江山易主，五帝换运，姓氏坐天下，谶语推背，等言论都是朝代更替，死杀苦毒的帮凶。
李唐封建王朝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
唐朝，文、武并重，以人和为长城，是中国历史上一段辉煌时期，但是，也同样很短暂。
从而落入后语是“脏唐”内争刑杀伴随着上层庙堂不断。
民间也从“粟米流脂”跌落“安史之乱”的八年漩涡之中。
上梁不正，下梁歪。
起于艰辛，败于安逸。
艰辛不由人，安逸人颓废。
谁能平衡这种事？
如果能够持续不懈，真正做到“允执厥中”便孙孙如其祖辈，万世“始皇”了。
诗曰：孔明七擒孟获忠，禄山恩宠不足心。
真假由来谁分辨，允执厥中真先言。

参考：
几乎不可能。
古代的制度局限性，直接导致了王朝更迭与没落。
每个朝代那几百年历史里，总会出现几个昏君搞点影响王朝寿命的事儿，这是不可避免的。
自隋唐开始的国家治理体系是由皇帝+读书人共治天下，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取决于皇帝取决于皇帝的
唐朝自李渊开国以来，代代明君，李渊、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李隆基，都是些厉害的风云人物。
但是，在古代的皇位继承制度上，即使是皇帝也无法保证不出一个昏庸的人。
皇帝本人如果是厉害人物，他也许能确保自己的继任者是一个至少不差的人，但他无法保证每一代的继任者都是牛人。
这问题就来了，只要中间出一个昏庸皇帝，胡搞一番，隔几十年再出一个，再胡搞一番，中间那些庸碌的又没能力把前任胡搞的那些事儿擦干净，就会造成积重难返的局面。
最终量变发展到质变，很难再回头了！唐朝就是例子，安史之乱留下的后遗症——藩镇割据，还有其他的一些影响王朝寿命的事情，比如土地兼并、赋税制度有问题等。
唐玄宗之后的继任者要么能力有限，搞了半天有点改善，但无法根除隐患，其他继任者又是昏庸无道的，不仅不纠正，还雪上加霜，越到后面，越无法扭转。
最终只能走向穷途末路！我们对比一下清朝就知道了，清朝所有的皇帝中，没有那种昏庸无道的，最差也是属于守成之君。
清朝之所以灭了，是因为历史发展到那一步，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需要的不是能力普通的守成之君，而是需要开拓进取、锐意变革的强大帝王，这都是后话。
乾隆之后，嘉庆不差吧，之后的道光也不差吧，至少他们知道什么事儿能干，什么事儿不能干，道光之后的咸丰，似乎也没干过什么影响王朝寿命的事儿，后来的同治、光绪，都不是那种昏庸无道的人，只是能力普通，仅此而已。
这是因为清朝皇帝打破了中原以往的皇帝继承人制度，以前，皇帝有时候会很早立太子，还是小屁孩儿就当太子了，谁知道他长大后有没有才，会不会变成昏君？
比如明朝那个木匠皇帝，人家就喜欢跟木头玩儿，你非让人当皇帝，那不是瞎搞？
总之，我想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宰相必起于州郡，将军比诞生于卒伍。
这句话用在皇位继承是一样的道理，皇帝是封建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只有从直系宗亲中选择最优秀的人继承，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否则的话，谁都保证不了自己的子孙代代优秀，中间出几个昏庸的，可能就玩儿完了。

参考：
不，唐承隋制，唐的辉煌是历代皇朝厚积薄发的产物，并非是唐一朝的功劳，世家大族势力根深蒂固，但皇朝已经有了用平民来制衡各世家大族的维形，为后代彻底抛弃世家打下基础，另历史的周期性决定唐朝的辉煌只能一时，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至绝对的腐败，一个腐败的皇朝是走不多远的。

参考：
延和元年（712年）八月，唐睿宗禅位给唐玄宗，自称太上皇。
数日后，唐玄宗改元先天，这标志着他自己的时代正式到来了。
然而，唐玄宗这个新皇帝的处境却显得分外尴尬，因为朝廷的核心权利依然在太上皇手里，而太上皇又倾向于支持妹妹太平公主，这就导致七位宰相中的五位竟然都是姑姑的党羽和亲信。
一句话，唐玄宗虽然成了皇帝，其实跟傀儡差不多。
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唐玄宗带领亲信冒险发动政变，控制禁卫军，清洗了太平公主的党羽，赐死了太平公主。
政变第二天，唐睿宗下诏交出核心权利，唐玄宗如愿得到了所有权利，成为大唐的实际统治者。
这年年底，唐玄宗改元开元，向天下人宣告了他将革新政治、重新开始的决心。
《大明宫词》中的太平公主革新政治，缔造盛世之所以说重新开始，是因为这时的唐朝早已没了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强盛的气象。
自唐高宗驾崩后，唐朝内争不断，政治弊病丛生，国力逐渐衰落，外患随之加剧。
在西南，吐蕃与唐朝战争不断，并染指唐朝在西域的霸权。
在北方，突厥人死灰复燃（史称后突厥），重新成为草原霸主。
在东北，契丹人和奚人联合发动叛乱，并依附突厥人，不断骚扰唐朝的边境。
与
租庸调制、均田制和府兵制作为支撑唐朝兴起的几大支柱，也在唐高宗驾崩后走向瓦解。
所谓均田制，是指实行土地公有制，由政府授予百姓田地，田地分口分田（通常是80亩）和永业田（通常是20亩，政府可以收回）两种，同时也允许特殊条件下的土地买卖，以满足百姓自由流动的需求。
所谓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采用多种形式征收赋税和征发俸役。
所谓府兵制，是指政府从均田户中征发男丁当兵，府兵无事耕作，有事外出；
在府兵的分布上，精锐府兵多集中在关中地区，以宿卫京师，防止地方叛乱。
进入贞观时期以后，百姓户口增加，商品经济发展，且自武则天掌握政权以后，庶族地主阶级兴起，土地买卖频繁，兼并现象增多，这就导致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难以再维持。
同时，常年对外战争造成府兵逃避衙役的现象司空见惯，导致兵员来源减少，府兵制也难以再维持下去。
总之，唐玄宗掌权后，朝廷面临的危机重重，需要解决的问题无数。
以名相姚崇上台为标志，旨在改革社会弊病的开元新政正式拉开了序幕。
为此，姚崇提出了“政先仁恕”、“不倖边功”、“绝道佛营造”、“宦竖不与政”、“戚属不任台省”、“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杜绝外戚干政等十项针砭时弊的主张，唐玄宗没有丝毫犹豫，表示全盘接受并实施。
姚崇为政三年多后罢相，性格耿直的宋璟接任为宰相，宋璟也在三年后罢相。
“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在两人共同的努力下，唐朝的政治秩序逐渐回归常态，皇权也得到巩固，同时为进一步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姚崇的画像开元九年（721年），唐玄宗委派宇文融检括州县逃匿的户口，清查没有登记的田地。
经过宇文融的努力，政府得到了80多万户百姓和80多万亩田地，极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采纳张说的建议，以优厚的条件招募士兵，弥补府兵越来越多的缺员。
招募令一出，仅在当年就得到了13万精兵，迅速解决了各地府兵缺额的问题，效果很是显著。
自此以后，兵、农开始分离，士兵逐渐转向职业化。
募兵制虽然解决了兵源的问题，但也对传统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冲击，因为府兵分有田地，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可以自备武器和粮草，而招募来的士兵则需要国家提供武器和粮草，这就要求国家的财政体系必须也要做出调整。
为此，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任命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让裴耀卿专门负责漕运方面的事务。
自此以后，户部的职能被分离，转运使成为常设机构，政府的财政体系得到完善。
内政的改革增强了国力，也为军事制度的改革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从开元二年（714年）起，唐玄宗陆续增设了陇右、幽州、剑南、朔方等节度使，这些节度使们分区划片防御外敌，享有招募士兵的权利，在军事行动上也享受一定的自主权。
节度使制度在边境实行后，唐朝的边患得到了缓解，内地的民众不用再奔赴前线作战，也得以能够安居乐业，过上了太平的日子。
改变政策，回到起点整个开元年间可以说是改革旧制度、实行新制度的时期，唐朝的社会活力由此被重新激活，国家实力得到提升，唐朝再次出现盛世，后人因此称这段时期为“开元盛世”。
不过，开元末期的政治、军事风向也在悄然间发生着变化，二十四年（736年），有宋璟之风的张九龄被罢相，更喜欢顺从唐玄宗的李林甫成为首相。
二十五年（737年），唐玄宗单方面撕毁和约，主动挑起了对吐蕃的战争。
也是在这年，唐玄宗下令召募丁壮，长充边军，以补充边镇节度使得军队。
种种迹象表明，唐玄宗在新制度已经能够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即将对唐朝的政治、军事、经济体系再做一次调整。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唐玄宗果不其然，开元三十年（742年），唐玄宗改元天宝。
从此之后，唐玄宗沉浸在对杨玉环的宠爱中，对许多政务的细节不再过问，只是总揽大权而已。
李林甫处理政务的能力出众，深得唐玄宗的信任，他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离开过宰相的位子，一边为唐玄宗稳定政局，一边铲除那些威胁自己地位的人。
天宝三载（744年），后突厥分裂瓦解，并在一年后灭亡，取代突厥人统治草原各部的回纥人不再与唐朝为敌，而是选择臣服唐朝。
随着唐朝北境的边患自然解除，唐玄宗彻底放弃了“不倖边功”的政策，对吐蕃人发动了全面战争，并赋予节度使更多的权利。
开元时期积累的巨额财富也在唐朝的重新对外扩张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截止到天宝九载（750年），继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克石堡城后，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又击败并俘虏亲附吐蕃的迦师国国王，唐朝于是对吐蕃取得了优势，并确立了在西域和中亚的霸权。
军事失利，衰败开始但是，无论军事力量多么强大，持续扩张都会有它的结果。
天宝十载（751年）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在西洱河惨败于南诏，八万唐军战死六万；
同月，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在怛罗斯惨败于大食（阿拉伯帝国），两万多蕃、汉士兵几乎全军覆没；
八月，幽州节度使安禄山在吐护真水惨败于契丹，六万唐军亦几乎全军覆没。
西洱河之战导致南诏彻底倒向吐蕃，使唐朝失去了在西南的霸权。
怛罗斯之战导致中亚诸国彻底倒向大食，使唐朝失去了在西北的霸权。
从此，唐朝被迫转攻为守，军事上的优势不复存在。
大唐疆域
与此同时，节度使得权利太大，安禄山长期身兼幽州、平卢两镇节度使，拥兵近14万人；
王忠嗣曾短暂身兼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四镇节度使，拥兵近27万人，朝廷为保证军事作战效率，却没有对他们做出制度性的防范。
于是，这就造成了军事上外强中干的局面。
天宝十一载（752年），权相李林甫病死，杨贵妃的同族兄弟杨国忠继任为宰相，这就彻底打破了外戚不得干政的原则。
然而，宦官高力士的崛起早已打破了“宦竖不与政”的原则。
与此同时，唐玄宗也早已放弃刚即位时奉行节俭的作风，生活上挥霍无度，并不断重用理财专员搜刮民间财富，满足私欲。
于是乎，政治上的种种乱象丛生，这就造成了统治阶级与黎民百姓不可调和的矛盾。
截止到天宝十一载（752年），唐玄宗亲手破坏了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新制度，使唐朝又回到了他刚即位时的状态，但他却没有进行任何补救，并放纵社会危机加深。
因此可以想象，唐朝即使没有安史之乱，也会走向衰败，只是时间早晚和由谁触发的问题而已。

参考：
任何组织制定的政策，只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做出调整，是可以延续组织寿命的。
如果每次调整都是正确且及时的，那么，理论上，组织可以一直延续。
王朝亦如此。
唐朝节度使权力过大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不能避免安禄山造反。
之所以发生安史之乱这个灾难，唐朝有两大失误。
唐玄宗的失误在于让安禄山兼任了三镇的节度使。
如果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安禄山要造反，首先面对的是另外两个节度使的牵制。
唐朝中央的失误在于军事上过度依赖边军和节度使，忽略了中央军和拱卫京畿安全的各关隘建设。
如果这个两个失误被纠正（当时是有人提出来的），安禄山敢不敢造反还难说。
就算造反了，能不能打到长安更难说。
就算没有安史之乱，唐朝仍不能避免历史周期律。
而且大概率还是亡于节度使制度。
因为节度使权力太大，就算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能互相兼任，有私心的节度使依然能够利用权力构建利益网，长期下来，迟早架空唐朝，形成割据。
那时，就只等一个中央衰落的机会，群体逐鹿了。
而，唐朝能不能取消节度使制度呢？
之前看过一个分析：不能。
唐朝疆域几乎扩张到了当时统治力的极限周边面临各族军事压力巨大，如果事事都等中央决策和支援，是无法维持这个庞大帝国运作的。
所以，节度使制度是符合当时国情的。
要想避免节度使制度的危害，就需要唐朝提升管理制度和科技进步。
而改变，却是古代统治阶级最害怕的东西。
他们只会在权力斗争和政权更迭中被动地适应和接受改变。
很少主动寻求改变。
（每一次制度变革都是一场统治集团大震动。
是旧利益集团和新利益集团的激烈碰撞，双方有胜有负。
比如：先秦的变法、秦汉的中央集权、隋唐的科举……以及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等等。
无论胜负，都会经历剧烈斗争，社会动荡，甚至改朝换代。
所以，古代统治阶级整体上对变化心存畏惧。
）扯远了。
以上应该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