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为什么始自公元前841年才有准确纪年

要说这个，咱们先来看公元前841年发生了什么？
一：共和元年对于《史记》比较了解的各位都知道，“共和元年”这个词的意义。
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现“共和”这个词。
而西方的“共和民主制”的源于拉丁文“res publica”。
清民时，我国全盘西化，就在古书中找到了相对应的“共和”来翻译这个词。
我们先来看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上
这个民不聊生，还真是字面意思，人们在街上相见，都不敢说话，只能靠眼神交流，一个个“你懂得”的眼神，大家心照不宣。
这种情况下，首都居民终于按制不住，发起了暴动，最后终于赶走了周厉王，史称“国人暴动”。
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确切的历史纪年。
国人暴动将周厉王赶走之后。
《史记》中记载，由两位大臣周公与召公出来收拾残局，他俩联合执政，史称“共和执政”（这也是共和一词的由来）《竹书记年》中的记载则与《史记》完成不同。
《竹书记年》提出：“共和执政”不是指周公与召公，而是指一
此人的封地是共国，伯是他的爵位，和是他的名字。
那么《史记》与《竹书记年》出现了矛盾，我们该信谁？
正如我之前的文章所讲，当历史文献中出现矛盾时，我们需要引入二元验证法。
就是再找一个条件，去补充验证。
史学界有个常识性定论。
当现有文献出现互相矛盾时，考古证据则更可信一点。
因为文献中常伴有凭主观臆测而发生的改动，而文物是多重多元的互相逻辑自洽的证据，很难造假。
文物证据在现有出土的西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中出现了“共伯和”的名字（金文写作“子龢父”）而2011年，历史学者在战国中期的竹简中整理出一部名为《系书》的史书。
其中记载的“共伯和代行天子执政”与《竹书记年》完全一致。
以此可见，司马迁的《史记》在关于“共和元年”这点上，错了。
虽然《史记》对于这件事的记载出现了错误，但是年份是没有错的。
所以这是有据可考的中国最早的纪年。
二：之前的历史在此之前，基于《史记》的记载让我们了解到了公元前841的历史，那么之前呢？
不光是我们想要了解，那么历史学家更想了解。
在1918年，顾颉刚等学者提出中国神话时代与商朝之前皆非信史，成立“古史辨派”。
质疑中国早期历史的真实性。
（上
结合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让很多人心头一震，想到了龚自珍那句：“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1928年，傅斯年说服蔡元培建立“史语所”，下设考古组，傅斯年任所长，开始了漫长的重建古史工作（“夏商周断代工程”）（上
“陶寺遗址”“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的相继发现，也将中国历史的历史真实性层层揭开。
2000年，经过200多位专家学者历时数年的努力，“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把中国的历史纪年由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
《夏商周年表》夏朝（公元前2070年──前1600年）商朝（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周朝（公元前1046年──前256年）
参考：
中国人都知道自己是华夏子孙，远古时期盘古开天辟地后的第一位君主天皇氏，然后经过三皇五帝，再到夏、商、周这段时期。
传说从大约公元前5700年开始到大约公元前2100年的约3600年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中，统治者思想纯洁，没有那么多私心杂念。
皇帝不是留给子孙的，那时候皇帝的产生都是用\"禅让制\"。
尧帝禅帝位于舜，舜帝身故后又禅帝位于禹，禹死后，禹之子启建立夏王朝，到了启的时候，突然开窍了：我的江山为什么要给外人，留给自己的子孙多好啊。
于是就废除\"禅让制\"，从此，\"夏\"成为中国第一个朝代。
夏朝时诸侯很多，据称有两万。
四百余年后（大概是公元前1600年），最后一个王——夏桀暴虐无道，商汤革夏，建立商朝。
商时，青铜器工艺非常发达，甲骨文文字也十分成熟。
所以，夏商时期（约公元前2100年到约公元前1100年）（也有称商代或商周时代）又称为\"青铜时代\"。
传说商代有\"三千诸侯\"。
公元前1046年商纣王遇到严峻考验，姜子牙协助周武王伐纣，牧野之战获胜，建立西周。
周朝时候有八百诸侯。
朝代到了灭亡的时候，总是爱出败家子，周厉王这一代昏庸、残暴，但很懂得控制言论，是舆论控制的祖师爷。
对敢于对朝政指手画脚的，一律处以极刑。
弄得老百姓噤若寒蝉，见面都不敢张口打招呼了。
周厉王就像堵住了高压锅的排气阀，高压锅终于承受不了，爆发了\"国人暴动\"，导致厉王逃出王宫，由召公与周公二相收拾残局，史称\"共和行政\"。
国人暴动是公元前841年，正是从那一年开始，中国历史才有了确切纪年。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年表——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因此说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为什么是偏偏说是这一年？
司马迁在自己编纂史书时，觉得以前的历史就像一团乱麻，他很想理出个头绪，但却觉得力不从心。
因为年代太乱了。
他翻史料越多越乱。
因为不同的史料记载同一个事件的年代不一样，记载年代的方法不一样。
最后司马迁终于发现，虽然记载年代的史料很乱，但在共和元年以后的记载却都没有矛盾，能捋清楚，时间惊人的一致。
所以他确定，公元841年是我国有史可查，有凭有据的纪年开始。
那么前841年以前的纪年有没有记载呢？
肯定有，怎么会没有呢？
而且司马迁说，自黄帝时代以来就有纪年。
可是不同的资料说法也不尽相同，互相矛盾，到底哪一种纪年是准确的，根本无法确定。
老爷子认为研究历史不是写演义，要态度严谨，不能想当然。
总之，公元前841年的历史事件，都没有准确的年份表记载。
流传下来最早的年表就只有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了，因此史学界一致同意，把公元前841年作为我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的开始。

参考：

其实就是一个信史的问题。
信史就是确凿可信的历史，而不是谣传甚至神话。
比如日本的信史时间就很短，知道公元1世纪进入信史时代。
但有趣的是，日本自己未出现信史，而是同时期的中国信史对日本有所记载。
如果没有中国的记载，日本信史时间更短。
朝鲜也是一样。
朝鲜半岛进入信史时代始于卫满朝鲜，也是同时期的中国信史对它有所记载，自己没有记载。
欧洲最有名的古罗马，信史也不长。
所谓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更多是一种传说。
实际上，罗马的信史是公元前509年才开始的，记载着也是外国的希腊。
中国信史，也就是有真正文献记载年代的真实历史（非神话或者传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
所谓国人暴动：是中国西周时期一次以首都镐京四郊平民为主体的暴动。
这是平民反抗周厉王的骚乱，导致周厉王狼狈逃出都城。
自然，在这之前中国人已经有大量文明产物，很多历史事件，也形成了国家，但历史年代模糊不清的。
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虽然其中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都十分模糊而又不一致，所以他便弃而不用，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无具体在位年代。
当然没有信史，不代表没有历史，只是缺乏文献记载而已。
而古人对于文献的概念薄弱，中国学者认为，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 已经开始是中国信史年代，有一些甲骨文和青铜铭文可以证明。
但是，这些记录了事件是不假，却没有准确的时间。
就中国等很多国家来说，这属于信史，欧美学者则不认可。
当然，学术上面的分歧没什么稀奇。
信史并不代表之前就没有文明的存在。
有很多文明，根本就没有正经的文字，更别说信史了。

参考：
这个年代是以编年体史书《鲁春秋》为主，再以《国语》为辅，推算出来的。
之前的年代也有记载，但是太零星，不连续。
从现有的文献中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不仅有《鲁春秋》，还有《楚春秋》、《周春秋》等多本春秋著作，但是保存下来的只有《鲁春秋》这一本春秋，其他的都遗失了。
司马迁之后，从墓葬中又发现了一本连续的编年体史书，叫竹书纪年。
这本书从黄帝时期就开始纪年，一直记到战国时期。
但是这本书是否可以列入正史，有很大的争议。
因为这本书从文笔上看，明显成书于战国时期，战国时期的人能够掌握黄帝时期的精确史料，这个可能性极低。
春秋以前，尚书的编纂者尚且看不到尧舜时期的直接文献，尧典、舜典尚且要以约若开篇，战国的史学家那就更看不到了。
而且竹书纪年里记的一些事情带有明显的主观见解，法家思想严重，这也让人怀疑其真实性。
总之，一言以蔽之，文献不足故也。
孔子的时代，夏商文献不足，所以两代的事情他难以详细考究；
到了司马迁的时代，原本郁郁乎文哉的西周，文献也不足了。
夏朝文献不足，是因为质胜其文，记载原本就少；
而商朝文胜其质，竟然也文献不足，那肯定是遗失了。
西周时期，中国出现了多本传世典籍，文采极高，奥义极深，到此时汉字已经非常成熟，不可能不留下像样的史书，不可能没有文人墨客去记载描述。
但是很遗憾，司马迁写周本纪的时候，只能从春秋战国的典籍中对西周史略窥一般。
这是为什么？
这个是有记载的，是因为公元前四世纪，周朝国祚达700年时，诸侯纷纷称王，脱离周朝，他们为了抹去心里僭越的阴影，为了消除民众忠于故君的思维惯性，“悉去其典籍，焚之”。
其实秦始皇不是焚书的第一人，早在战国中期，各国就已经焚过一次了，只是焚的书目不尽相同。
秦始皇焚的是先秦书籍，战国列王们焚的是西周典籍，秦始皇要从民众心里抹掉秦以前所有的记忆，战国列王们要从民众心里抹掉对周天子的记忆。
秦始皇虽然焚诗书及秦史之外的所有历史，但只是焚民间的藏书，咸阳宫的官方藏书还是在的。
可惜后来项羽一冲动，一把火，把咸阳宫给烧了。

参考：
这牵扯到人类对时间概念的认识。
人类对时间概念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从白天黑夜到一天两天，从农作物的收种长、植物的生长到对时令的认识，从冷热到对二季、四季的认识，再到认识年。
恐怕至少也有几万年。
我们为什么要搞断代工程？
就是因为到公元前841年前，我们的祖先还没有认识到年的连续时间概念，虽然已经认识到了年的概念。
一直到了公元前841年，我们的祖先才认识到了“连续记年”的概念，懂得了一年两年，以至百年千年。
而在此之前，历史很丰富，但都只是片段，我们的祖先还没有认识到一年又一年的时间概念。
一点认识，不对之处难免，望方家指正。

参考：
小时候手欠，玩火把家里的厨房烧了。
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我说当时是98年，我爸说是99年。
我认为他记错了，他觉得我记错了。
谁也说服不了谁。
便只好找出相册论证。
最后，我们是根据照片，也就是当年厨房被烧后，我爸拍照留影的照片上的时间，才证实是1999年。
确定是我记错了。
说这个事，没别的意思。
只是想说史学界将共和元年作为中国准确纪年的开端，并不是说此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就没有记载。
更不是否认此前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性。
而是说我国历史上的很多事件，尤其是上三代发生的历史事件，由于种种原因，很多都无法确定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
比如武王伐纣。
史书上记载了，而且又有出土文物天王簋等青铜器相佐证。
证据确凿，谁也无法否认武王伐纣这一事件的历史真实性。
但是，武王伐纣究竟发生在哪一年，这就是个大问题了。
即便有些学者以史料和出土文物为依据，能确定一个时间，也因为缺乏广泛认同，饱受学界争议。
而既然结论存在争议，那么纪年表自然就谈不上是“精确纪年”了。
至于为什么共和元年之前的历史事件，一直都无法确定时间的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时，曾解释过：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
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
一是由于很多史书上没有记载时间。
二是由于很多文献记载的时间有冲突。
司马迁无法判断史料的真伪，便只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直接不写事件的年份。
公元纪年概念引入中国后，我们现在的公元纪年表，实际也是根据司马迁等古代史官的天干地支纪年表反推出来的。
为了找回丢失的历史年轮，我国曾在九十年代组织了一次“夏商周断代工程”，力
据当时的研究人员介绍，他们找到了武王伐纣的准确时间，即公元前1046年。
并根据这个时间将中国的纪年准确推算到了夏朝，确定夏朝约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
但是这个研究成果一直遭受质疑。
还是那句话。
既然存在质疑和争议，那就谈不上是精确纪年。
就像我和我爸，如果没有当年的照片，肯定至今也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至于共和元年为何能成为精确纪年开端，是因为此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国人暴动，厉王出奔，周召二公执政（有争议）。
对当时的政体造成了巨大冲击，导致各诸侯国的史官都记录这件事。
于是，这就产生一个共有清晰的时间点。
也就是说，共和元年后的纪年表，是后世史官根据诸多史书的记载，倒推回去的。
这中间没有间断，每一年都可以紧扣在一起，并且有史书的详细记载。
但是倒推共和元年的前一年，就不行了。
因为此前的史料记载，有中断，而且无法知道中间隔了多少年，都是断断续续的。
历史时间脉络不清晰。
所以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便是我国历史有确切记载的开端。
值得一提的是，别看我们国家的信史时间推到公元前841年。
只有2860多年。
搁在全世界，这个信史时间，就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古埃及号称有7300年文明史，古巴比伦号称有7000年文明史。
但它们信史时间只能反推到公元前644年和公元前747年。
再往前，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历史就和我们的共和元年之前一样了。
只能算作是“半信史”的范畴。
也不能说古埃及信史之前的文明不存在。
毕竟人家的金字塔杵着那呢，谁能否认它们的悠久文明史？
只是说，由于资料记载含糊，资料之间存在冲突，学界至今也很难做出2600年之前的古埃及精确纪年表。
比起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古印度更不堪。
1921年之前，学界普遍认为印度的文明史不会超出2500多年。
直到考古学家在1920～1922年期间，挖出了摩亨佐达罗遗址和哈拉帕遗址，才将古印度文明的时间由2000多年推到4200年。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是“文明史”的时间。
而不是“信史”。
印度的信史，短的可怜。
因为古印度人不重视文字记载，他们根本就没有层层相扣的精确纪年表。
他们近两千年的历史都主要靠中国的文献佐证。
就更别说公元前的两千多年历史了。

参考：
有了文字才能书写、记载和传承，要想搞清楚中国古代历史的纪年，就必须综合考虑各种文明因素的发生！！为什么从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才有准确的纪年？
因为从这一年开始，才有具体准备的时间记录。
从公元前841年开始，历史记录才准确记录了每一位帝王在位的时间和驾崩的时间，提供了准备的时间依据。
之前的历史记录一是时间记录不够详细，二是各个不同的史学资料给出的时间不够统一，所以导致没有办法进行纪年记录，毕竟历史是严谨的。
公元前841年史称“共和元年”。
公元前841年是历史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历史著名的“国人暴动”，因为周厉王的统治残暴无道，百姓无法忍受，“官逼民反”，就发生了“起义”，百姓组成的大军冲进了周厉王所在的皇城，周厉王被迫逃走，这种情况下，召公、周公共同执政，史称“共和”。
史学家司马迁卓越贡献确定公元前841年。
司马迁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发现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历史记录较为混乱，虽然也有年份打记载，但是每种资料对时间的记录不甚相同，本着实事求是的选择，司马迁就没有选择这些不太准确的年表，而是从公元前841年作为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的开始，从而就有了最早的年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那么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其他没有准确纪年的历史到哪里去了呢？
那些历史当然没有丢，他们仍然存在。
1996年，历史学界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目标就是通过一个考古物品和一些出土的甲骨文和金文等古文字，对夏商和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历史编纂年表。
终于，花费了5年的时间，经过各方的努力，在2000年10月，正式公布了新的夏商周年表。
如下

而这一年更特别的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华夏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但真正有确切纪年的历史只有3000年左右，这个确切纪年就是从公元前841年开始的。
而确定公元前841年为中国历史端口年的是大史学家司马迁。
之所以这一年被确定为准确纪年的开始，主要是因为保存在现在最早的年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最早的纪年是共和元年。
因此可以这样说，确定公元前841年为准确纪年开始，是因为现在史料能够确定最早的准确纪年是公元前841年。
对于公元前841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事件，是没有办法确定其确切发生年份，或者几个文献之间有冲突无法确定那个是真实的。
这个时候本着历史的严谨态度也不能确定某个历史事件发生的事件。
司马迁在记述黄帝至西周共和元年之间的历史过程中，因为一些史记事件的年代模糊不清。
为了确保记述精确，他选择了直接不写事件的年份。
不能确定并不代表历史是空白。
就像空气，我们看不见，可以感知其存在。
目前商和西周都能通过文字确定其存在。
有些历史事件虽然不能确定其具体年份，但根据历史年表推测再加上星象资料可以推断大概的年份。
并且出土的文物资料可以确定历史事件存在。
而目前广泛存在争议的是夏究竟存在不存在，中国的史学家普遍认为夏是存在的，但是缺乏足够的支撑。
国外的一些史学家则认为夏朝存在缺乏依据，夏可能是虚构的。
而夏之前的三皇五帝远古时代则完全是传说，但是传说也不是空虚来风。
这些传说实际上体现着中国古代先民发展的历史。
没有确切年代的历史如同没有盐的食物，索然无味。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华文明的传承。
为了挖掘夏商周这三代历史，国家开启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针对这三个朝代年代学的科研。
相信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进，中国历史的端口年份不再是公元前841年，而是会更靠前。
中国的“信史”会更长。
这对于我们民族热爱自己的文明，更好的树立文化自信将起到很好的作用。

参考：
前841年以后的记载和重大事件和具体时间都能对的上，前841年以前的事件不能确定具体发生时间，一般都带个“约”字，即约公元前❌❌年。
所以确切历史的时间是前841年。

参考：
在前全因一吕不韦一句“凡周867年”，而被刘歆，司马迁他们搞坏了，武王伐纣，本是公元前1010年，次年克商，而这两位专家教授，不知此句有两部分内容，还包括克商前四世114年周人立基兴国内容，将周人古公，季历，文王，武王四世与周朝等同起来，而从周失九鼎的公元前256年，上溯867年，而轻易定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123年，（256+867）是将周朝总年虚增114年，为了轧平这114年虚账，于是他们俩人把西周王年，以及鲁国纪年搞得一团糟，江郎才尽，只好造假，他们甚至把周穆王等的寿年当政年，或是张冠李戴，把秦昭王51年戴在周昭王头上，把鲁厉公37年，戴在周厉王头上，……。
而
我国使用的是皇帝纪年，今年是开元4718年。
黄帝纪年，是根据黄帝即位以及创制历法的时间开始纪年。
黄帝即位据说是在公元前2698年，即位时20岁，据此推算黄帝出生于公元前2717年，相传历法元年始于黄帝登基之日起算起。
并且我国还有传统的每周记事：金、木、水、火、日和月，称为金曜日、木曜日……等。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孙中山先生为了让国内和世界接轨，改公历为西历，阴历和公历并存，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还通告各省改用阴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即阴历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这也是元旦的由来，方言就是“阳历年”。
在我国台湾地区，纪年还采用皇帝纪年和阳历纪年、民国纪年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