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以来陕西关中的关学大儒都有谁

感谢
冯从吾在此任教并把所有心血付于此。
关中书院是明清时期关中最高学府，我国四大书院之一，它源于明朝，由于冯讲课很好，听者极多书院迅速发展，很快成为关中乃至整个西北最高学府。
而关学，是宋朝时大儒张载创立，其核心思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冯从吾继承张载衣钵，在关中书院开始讲学。
他完美教授和发展了关学，让这里成为关学集大成之地，人才济济。
作为陕西历史上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重要学派，关学不仅对陶铸陕西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为中华民族整体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作出了突出贡献。
王阳明说:关中自古多豪杰。
其思想渊源就和此有关。
关学北宋创立，明代中兴，清代转型，关学从张横渠“勇于造道”到牛兆濂“存心继道”，相传800余年，涌现了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李复、杨奂、王恕、薛敬之、张舜典、马理、冯从吾、李颙、李元春等一大批学人。
清代社会变革更是给关学发展及进步提供了外力，关学在继承中发展演化:贺复斋（瑞麟）为理学家领袖，刘古愚为经学家领袖。
这期间有了，刘古愚、米岩、张元际、张元勋、牛兆濂、于右任、张季鸾、李仪祉等人。
关学是很多人都不太熟悉的一个学术流派，甚至整个理学都是这样，但理学却在无时不刻地指导着我们的思想矫正着我们的心态。
理学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很多人对它的了解是从《明朝那些事》里对王阳明的描述开始的。
在此稍微陈述一般，希望能抛砖引玉，普及一二，
关学的基本内涵有
张载雕像其一，遵循“气本论”，认为世间万物的聚散和生灭都由气起着决定作用，“气”可以看作是具有凝聚力的元气、精神和意志，我们常说的一个成语“灰飞烟灭”，指的就是如果气散了，形也就不复存在。
其二，主张“认识论”，即，每个事物都有存在的道理，只要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就能全方位认识事物本相。
其三，认可“人性论”，这一点的认识跟孔孟儒学一样，都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性变恶只是受到了后天环境的影响，只要通过正确教育，完全能得到改善。
张载其四，“一物两体”的辩证法，认为所有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是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
其五，教育方法，认为教育目的是学以致用，因材施教是根本原则，这一点跟现代教育理念十分相似。
其六，道德观的体现，认为修身养德，克服自身缺点，改变
于右任书“横渠四句”“关学”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张载的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四句话不但成为关学的标杆，也成为历代知识分子实现自我价值的座右铭。
从北宋时期由张载创立关学到清代末年，关学诞生了许多代表性人物，主要有
西安碑林博物馆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吕氏四兄弟为关中蓝田人氏，兄弟四人早年拜张载为师，对关学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不小贡献。
另外，吕大忠还负责把各地散落的碑石收集到一起，组成了碑林博物馆的雏形，为西安碑林博物馆最终成型功不可没。
元代由于崇尚武功，知识分子地位很低，没有出现特别有影响的关学代表，关学一度被冷落，到了明代，关学重新发展起来。
西安书院门李复，陕西长安人，生于1052年，卒年不祥，主要成就为参与编校了《四库全书》。
马理（1479年——1556年），陕西三原人氏。
此人是著作等身的关学代表，代表作有《四书注疏》、《尚书疏义》、《周礼注解》、《陕西通志》等。
关中书院冯从吾（1556年——1627年），陕西长安人，我国明代著名教育家，是学富五车的大才子，官至工部尚书。
他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促使“关中书院”的建成，关中书院是明清时期国内四大书院之一。
冯从吾由于不满奸臣魏忠贤把持朝政，索性辞官回乡，经常来到西安南门附近的宝庆寺讲学，因为他是大学问家，来听课的学子越来越多，很快就人满为患。
当时的陕西布政使汪可受，以及其他官员见到此情此景，无不感动，于是，就筹集出专项银两，并给划拨了几十亩地皮，建造了关中书院。

参考：
浅谈明清“关学”中“三原学派”代表人物及其影响“关学”地位“关中学派”即“关学”，与湖南周敦颐的“濂学”，河南二程的“洛学”三足鼎立。
这三大学派又与朱熹的“闽学”并称为宋代理学四大学派。
横渠先生北宋大儒张载居关中开创“关中学派”。
张载(1020年-1077年12月6日)，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被尊称为横渠先生、张子。
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宁宗赐其谥号“明公”。
南宋淳佑元年(1241年)，理宗封其为郿伯。
张载被奉祀于孔庙西庑第三十八位。
元代立周敦颐祠，以张载与程、朱配食。
明清之时，张载的著作一直作为开科取士的必读之书。
（陕西眉县张载祠）何为“关学”？
横渠先生钻研儒、佛、道三家学问，推崇儒学，完善了由韩愈所开创的，以儒学为主、兼容佛道的新儒学体系。
他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至今仍是有志之士的座右铭。
冯友兰将此总结为“横渠四句”。
他提出了理学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命题；
建构了理学的基本框架；
确立了理学“民胞物与”的价值理想，成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
张载的思想从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以“气”为本；
以“礼”为教；
注重实践，主张经世致用。
“气”虽然是中国古代哲学用以表示物质存在的基本范畴，但在张载以前依然没有超出宇宙构成论和生成论的范围。
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气一元论哲学体系，开辟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新阶段。
他教育弟子关心时政、体察民情，力求“经世致用”。
他的“以礼为教”思想，被后来的“关学”学者一直沿袭，成为“关学”精神的核心。
正如学者陈俊民所述：“关学不是历史上一般的‘关中之学’，而是宋元明清时代关中的理学。
”（《关学源流辨析》）（横渠四句书法）张载与“关学”的影响冯从吾，万历朝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建关中书院，为“关学”集大成者。
他这样评价张载：“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自孟子以来，未之有也。
”（《关学编·横渠张先生》）。
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自称是张载气一元论的继承者。
李约瑟曾评价张载的思想是“十一世纪关于感应原理的非常明确有力的叙述，”长期保持着“它的活力”（《中国科学技术史》）从北宋张载至民初牛兆廉，关中学人皆尊张载为“关中士人宗师”。
七百年间，薪火相传，形成了“关学”内在一致的精神气质、学术宗旨、价值追求和治学作风。
独特的“关学”精神，又对关中百姓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格精神、民风民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原学派”明成化（1465～1487）之后，关中出现了王恕（孝宗朝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王承裕（嘉靖朝户部尚书）父子、马理（正德朝进士，光禄大夫，谥号忠宪）、韩邦奇（正德朝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杨爵（嘉靖朝进士，谥号忠介）等一批“关学”大儒。
由于这些大儒主要在三原进行讲学、讨论，所以三原逐渐成为“关学”的中心，并形成了“关学”的分支——“三原学派”。
“三原学派”从此将“关学”推向了一个高峰。
（三原宏道书院遗址）“三原学派”对“关学”的发展陕西三原于西安以北四十余公里处，史称“关中壮县”《史记》称为三原为“天府之国”，记载黄帝曾在三原嵯峨山上铸鼎，为商鞅变法故地。
三原境内有秦郑国渠遗址，唐高祖李渊献陵、唐敬宗李湛庄陵、唐武宗李炎端陵、唐德宗李适崇陵等古迹。
（三原唐敬宗庄陵）三原还是唐朝名将李靖的故里。
发达的农耕经济与颇深的文化积淀，为“三原学派”的建立营造了物质基础与学术氛围。
三原学派改变了明朝立国以来独崇朱学之传统，吸收了阳明心学，重新诠释了《易》，主张思想上回归张载，并对张载著作进行了诠释，提倡“躬行礼教”、“崇尚气节”的学风。
黄宗羲言：“关学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别派也。
其门下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之学问者也” （《明儒学案》）。
清末“三原学派”的传承清后期，关中学者有大家：一为三原贺瑞麟，为理学家之领袖；
一为咸阳刘古愚，为经学家之领袖。
贺瑞麟，字角生，号复斋、中阿山人，被授国子监学正衔，晋五品衔，为关中三学正之一。
贺瑞麟之学以程朱为准，又以倡导张载礼教为己任，延讲古礼，教化风俗。
贺瑞麟是“三原学派”最后的代表者。
（贺瑞麟书法）“三原学派”大儒的风范与影响首先，“三原学派”坚持“为天地立心”，“刚正清严”，为士者立好官风。
“三原学派”在仕途期间能严守“气节”，做到以天下苍生为重。
王恕曾39次上疏谏言 。
《明史》载：“弘治二十年间，众正盈朝，职业修理，号为极盛者，恕力也”。
马理曾因谏止武宗南游和嘉靖推崇私亲，两次受到廷杖。
吕柟先后上疏明武宗、明世宗“亲政”、“兴礼”、“勤学”，遭下狱、贬官。
（王恕，谥号“端毅”）其次，“三原学派”注重培养人才，树立了持续数百年的优良学风。
明清“三原学派”在三原开设的众多书院从根本上教化了学风。
弘治元年（1488年），时任礼部尚书的王恕在故里三原力主重建百年前的学古书院。
该书院一直延续至1915年。
明弘治三年（1490年），王恕告老还乡，与其子王承裕创建三原宏道书院。
王恕、王承裕认为“人犹木也，养之则成栋梁，失养则为薪蒸”。
王承裕“宗程、朱之学为阶梯，祖孔、颜以为标准”（冯从吾：《关学编》），注重以礼为教、以礼为先，力行实践。
宏道书院日渐成为陕甘两省学子深造的学府和关学中兴的阵地，跻身“关中四大书院”之列，并且造就了康海、吕柟两位明代状元，以及大学者马理。
马理在当时有“学接横渠，功著久经”，有与横渠先生并论之誉。
（三原马理墓）故关中督学杨一清叹曰：“康生（康海）文辞，马生（马理）、吕生（吕柟）经学，皆天下士也。
”马理辞官后讲学于嵯峨书院和商山书院。
吕柟著有《礼问内外篇》，任国子监祭酒时，以四书五经及仪礼为教材，贯彻“礼以立之，乐以和之”。
清朝时有“学风之盛莫过三原”之誉。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陕西总督年羹尧奏请，陕西督学署移驻三原。
清末三原人贺瑞麟成为关中传播程朱之学影响最大者。
同治七年（1868年），贺瑞麟任学古书院主讲，并扩建藏书阁。
同治九年（1870年），贺瑞麟创立正谊书院，并一直持续至1948年。
他讲学二十余年，所授弟子多为清末民初以及影响现代的大家，省内外所教弟子数以万计，其中最著名者为牛兆濂。
牛兆濂即陈忠实所著小说《白鹿原》中朱先生的原型。
最后，“三原学派”强调经世致用，泽及乡里，培养了守礼、务实的民风。
王承裕曾在宏道书院刊布《吕氏乡约》、《乡仪》等书，教化士风民俗。
黄宗羲谓其“冠婚丧祭必率礼而行，三原士风民俗为之一变” 。
关中百姓的婚丧嫁娶、小孩满月过岁、过寿、过节、聚会沿用《吕氏乡约》至今。
这可以看成“关学”在“礼“方面已经开始了风俗化。
明神宗朝任吏部、工部尚书温纯见三原县清峪河木桥被冲毁，与知县高进孝共同倡建石桥一劳永逸。
温纯首捐千两白银，号召乡里捐助。
历经四任知县共十二载，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石桥修成，百姓深念温纯与高进孝的德惠，分别建立生祠纪念。
此桥名曰“龙桥”，至今犹存。
（三原古龙桥）它经受住2008年汶川地震而不倒，而在其旁修于1988年的新桥却发生危险，可见当年修筑之精稳。
另外王恕曾聘常州名士朱昱编纂成《三原县志》，马理修《陕西通志》，贺瑞麟修《三原县新志》。
“三原学派”对于右任先生的影响三原于右任先生在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算作“三原学派”所谓的理学家或经学家。
但于右任先生受到“三原学派”的熏陶，延续与实践了“关学”的精髓，为后人所敬仰。
他以“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
后来在上海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等报纸。
民国成立后，出任交通部次长，践行“经世致用”，整顿铁路运输。
他于1919年倡建了三原渭北中学。
三原渭北中学后改名为三原南郊中学，是陕西省著名重点高中。
1923年，以渭北中学为基地，成立了共进社三原分社，推广进步书刊，传播马列主义。
革命先辈习仲勋曾在此学习与开展革命工作。
（于右任先生像）另外他还创立三原女子中学（建于1933）、西北农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民治小学（建于1920，贫寒子弟可免费入学）、民治中学（建于1940年），上海大学（建于1922年），承袭“关学”学者兴办教育之风。
于右任先生关怀桑梓，开办“斗口农事试验场”和“东段教育林场”。
1932年三原发生急性霍乱，他从上海寄来“三联疫苗”由其夫人给群众接种。
于右任先生的一生都在遵循着“关学”传承人所应尽的责任，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对其评价毫不溢美。
“关学”的终结与遁隐关于“关学”终结下限问题，有学者认为“关学”终结于清末刘古愚。
另有学者指出“关学”终结于以牛兆濂为典型代表，活跃在清末民初时期的儒家。
鄙人则认为“关学”虽在传承形式上终结，但其内涵已隐入关中地域的官风、学风、民风、新风之中。
“关学”已经完成自身的风俗化，并永远绵延下去。
参考文献：陈正奇《关学对关中地区民风民俗之影响》；
赵馥洁《关学的基本精神》 ；
相巍《“关学”的起落兴衰》；
张波《关学史论纲 》；
张世敏《关学的形成与发展》本人闲散HR一枚，自号“隆梨散人”。
现居西安龙首山西麓，靠汉长安城遗址，临唐梨园故地。
正所谓靠山吃山，靠城吃城，靠梨吃梨。
喜欢站在人力资源管理角度解读历史，
若有关于职场方面的疑问，可私信沟通。

参考：
关学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兼有佛、道等其他思想的理学学派，也是一种哲学思想。
有对宇宙，对自然，对人，对社会的理论观点。
对认识论、实践论、辩证法都有自己的看法。
一、张载，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关学创始人。
北宋思想家、教育家。
因为是陕西关中人，所以他的理学学派又被称为关学。
他的四句话很有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二吕氏四杰的吕大临、吕大钧。
陕西蓝田人。
他们兄弟两都拜张载为师，认同并传播关学思想。
顺便说一下吕氏四杰。
他们兄弟四人都很厉害，其中吕大临关学大儒，也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前几年吕氏墓葬被盗，追回了大量物品，其中的瓷器异常精美，很多都是当年的收藏。
吕大忠官至宝文阁直学士。

吕大防，宋哲宗元佑年间曾任宰相。
不但在政治、军事方面有所作为，而且是一位在经学、地理学、文学等方面都很有造诣的学者。
吕大钧关学思想的坚定支持者，并将这一思想付诸于时间，制定乡约，移风易俗。
官至富廷(今陕西富县至延安一带)转运司副使。
宋史还为他们立传。
三、吕柟，明代陕西高陵人，可以说是与理学大家王阳明齐名的人。
关学思想的主要继承与发言者，官至礼部侍郎，告老还乡后仍然讲学，以礼为教、重躬行实践，对各家学说兼容并蓄，对后世关学发展影响很大。
四、冯从吾，明末西安西安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官至工部尚书，创办关中书院，是关学思想的中兴之人。
列举
再后面的人历史离现在太近了，反而有时候不好界定了。

参考：
提起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思想，非儒家莫属。
中国文明史在经过夏、商、周三代的1700多年的发展，到了春秋末期，由思想家孔子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这就是儒家思想。
尽管当年孔圣人周游列国而未入秦，但是儒家思想真正发扬光大的地方却是关中的长安。
儒生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
而独尊儒术的政令正是汉武帝从长安发往全国的。
三秦大地，自古就人杰地灵，多出饱学之士。
西汉时期的杜陵人田何，就是一代儒家经学大师，孔子传五经至田何，田何又口授于扶风郡人马融，马融在扶风设绛帐传授经学，山东人郑玄前来拜师求学。
至郑玄遂儒家的思想学问广大天下。
汉代以后，儒学的地位有所下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
隋唐时期，尽管基本上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也渗透其中。
经历了唐末五代时期的大动荡，当时的文人阶层感到传统的儒学思想理论已不能继续担负起维护纲常名教、维系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任务。
而佛家和道家思想崇尚出世，不讲入世，不适合社会政治的需要。
而重新确立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价值体系，就需要对儒学进行再创造。
北宋时期，以儒学治国，中兴儒学的大任就落在了天下儒生的身上，而关中地区众儒家学子也未敢忘记儒家学统的传承。
关中儒学的中兴之人当属华阴大儒申颜和候可，他们创立了“华山学派”，又称“华学”。
侯可出生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侯道济则以学问闻名天下。
他以儒学登科及第，生有一对儿女，老大便是侯可，老二是女儿侯氏。
他们都继承了父亲侯道济的儒学家风。
后来侯道济把女儿嫁给了河南的程珦，侯氏为程家生下了儿子程颐、程颢。
此兄弟二人后来创立了“洛学”，成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
华阴大儒侯可的学术思想不仅对外甥程颐、程颢影响极大，也对关中地区的儒家学问的发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其中深受影响的就有关中的张载。
尽管现在没有史料证明张载和侯可之间的渊源，但是张载的学问来自申颜、侯可创立的“华学”是不争的事实。
张载正是在“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关学”。
关学是中国儒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学派。
从地域上来说，因张载是关中人，且长期在关中讲学，其弟子也多为关中人，所以称之为“关学”。
从关学的内涵性质而言，它属于宋明理学中“气本论”的一个哲学学派。
关学不是关中之学，而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关中理学。
北宋时期，与关学并存的还有二程的“洛学”，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以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
当然，还有周敦颐的“濂学”，如果从思想体系上来说，周敦颐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派。
但是他第一个提出了儒学本体论，又是二程的老师，具有开创之功，后世便尊他的思想体系为“濂学”。
纵观整个北宋时期，在新儒学运动上大有所成者，唯有关学和洛学。
张载创立关学之初，关中学子便积极追随，其中以蓝田的吕氏兄弟最为踊跃。
张载开始在关中讲学时，首先附和的就是吕氏兄弟中的吕大钧。
随后，其兄吕大忠、其弟吕大临都相继拜入张载门下。
蓝田吕氏六兄弟，除一人早年夭亡外，其中四兄弟登科及第，是闻名遐迩的名门望族，其中吕大忠、吕大临、吕大钧和吕大防都被《宋史》立有传记，称蓝田吕氏四贤。
他们为关学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
吕大忠是关学中的著名人物，他对我们后世最大的贡献就是创建了西安碑林，也就是今天碑林博物馆的前身。
吕大钧也是关学中的代表人物，他在丁忧期间，为教化乡民，首创了《吕氏乡约》，提出了“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四大宗旨。
《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村规民约。
吕大临是四兄弟中唯一进士出身而无心仕途的，他一生追求学术研究。
他的德行、学问、才能均为上乘。
他还潜心于金石学的研究，并著有《考古
张载开创了关学，他在授课于关中时，门生云集，影响很广。
张载在关中的主要弟子除了吕氏兄弟外，还有苏昞、范育、薛昌朝、种师道、游师雄、潘丞、李复、田腴、邵彦明、张舜明等人。
然而，张载去世后，由于他生前不是名公巨卿，没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基础作为支持，于是一些门人相继投入二程的洛学门下，其中就有吕氏三兄弟和苏昞、范育等人，关学门庭开始转衰，关学不再复讲。
好在关中学者不背其师之教、之说的大有人在。
所以张载去世后，关学虽然不再复讲，但仍然流传着。
张载的弟子李复、张舜民、游师雄、种师道、薛昌朝等人不曾放弃关学，坚持进行研究，才没有使关学中断。
但比起三吕来，他们的著述还是相对比较逊色。
北宋末年，随着张载的这些弟子相继离世，再加上连年战乱，使得关学统绪几近中断，曾经兴盛一时的关学渐渐湮没无闻。
金元之际，虽然历经战乱，但是关学的学者仍以“道倡起关中”为己任，使得关学得以继续发展。
在这一方面，乾州奉天人杨奂是传续关学的一位重要人物。
在当时，杨奂是可与许衡相颉颃的名儒。
杨奂在学术研究方面，直接继承了关学的“崇儒”宗旨和“经世致用”的学风，不尚空谈，直陈时弊，务求实践，使得关学得以个性化发展。
这算是关学创立以来的一个创新之举。
杨奂的学术思想在关中引起巨大反响，前来听讲拜师者络绎不绝，一度形成了“关学热”。
杨奂的关学思想大都体现在他的著作《还山集》和《概言》两部著作里，是关学思想在金元时期的一个延续。
杨奂被后世誉为“元代关西夫子”。
儒学在元代是被当时的统治阶层所排斥的，儒生被排在娼之后、丐之前，所谓“八娼九儒十丐”，这一时期的儒学很难再登堂入室。
但是关中高陵大儒杨恭懿与其父杨天德、其子杨寅三代极力倡导关学的精神。
他们祖孙三代人以讲学为生，弘扬张载一贯主张的实学风格和为人的“气节”。
后世称之为“杨氏三代”。
“杨氏三代”中尤以杨恭懿的学术成果最为卓著。
元世祖忽必烈曾亲自接见杨恭懿，并与其探讨“实行汉法”、“崇文尊儒”等建议的可行性。
杨恭懿还参与制定元朝的科举之法，他极力主张应以《四书》、《五经》、《周礼.大史》、《周礼.小史》作为科考内容，从而匡正学风，以期务实致用。
这些观点最后都被采纳。
正是在杨氏三代人的带头不断钻研下，才使得张载之后百余年间渐趋沉寂的关学，在元代元代尚未失忆失语，逐渐消除了关学研究的断代之困, 也为明代关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纵观蒙元一代，关中地区除了杨奂和杨氏三代以外，先后还有宋规、雷喜、萧维斗、同恕、韩择、侯均等大儒倡道关中，他们的思想不同程度地受到关学的影响。
明朝以理学开国，在学术思想上，统治阶层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而民间则流行陆王心学。
关学的振兴也迎来了机遇，正是在关中学者薛敬之、王恕、王承裕、吕柟、马理、冯从吾、南大吉、郭郛、张舜典等人的努力下，关学得到了再次中兴。
然而关学中兴的内容却是打着程朱的旗号，并没有公开以张载为学术领袖，理论上或尊程朱，或崇陆王。
但在学术思想上却维系着关学的“躬行礼教为本”、“崇儒明道为宗”的核心理念。
明代的关中大儒中，成就最大的是高陵人吕柟，他的思想仍属于程朱理学的范畴，同时也继承了关学以礼为教、重躬行实践的特色。
他与统治了百年的“阳明学”对衡。
晚年辞官回乡，建立书院，培养学生，著书立说，成为了继张载之后的关学大学者。
清初三大儒之一的李二曲在书写关学源流时指出：“关学一派，张子（张载）开先，泾野（吕柟）接武，至先生而集其成，宗风赖以大振。
”这里的先生指的便是晚明关学大家冯从吾。
冯从吾创办了关中书院，他的大半生都是在关中书院的讲学中度过。
正是在冯从吾的推动和努力下，实现了关学在晚明的生成、更新与复振。
冯从吾首先构建了关学的谱系，他系统地梳理了自张载以来的关中儒学传统，全力编纂关中理学的发展史，最终完成《关中编》。
他系统的构建除了清晰的关学传承脉络，使得零散的关学转变得统一有序，关学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域学术传统学派。
冯从吾还规范了关学的内容和边界，使得关学的内涵更为明确化和清晰化。
他从地域和内容两方面对关学的内涵与外延予以限定，从地域来讲，关学指的是关中地区的学术。
从内容来讲，关学就是关中理学。
使得以往笼统的“关学”概念明朗化，规范和主导了后世对“关学”的理解和把握。
冯从吾还通过拔擢张载地位来体现关学的重要性，自程朱理学一统天下以来，创立关学的张载就一直被归于程朱理学范畴之内，而未给予其独立的地位。
金元时期，张载的地位更是暗而不彰。
即使到了明初，关中的大儒们也很少提及张载。
虽然明中期吕柟开始更多地提及张载，但是并没有把张载与宋元以来关中的理学传统做紧密联系。
到了冯从吾这里，他标举张载，强化张载与关中理学的关联。
冯从吾还努力促成了张载的后裔回归故里。
北宋关中战乱频繁，张载的后裔迁离关中。
到了晚明时期，张载的故里已经没有后裔存在。
冯从吾遍查史志，最终找到张载后裔，并使其回归故里，以接续和传承师宗香火，依此作为精神符号影响士林。
通过种种举措，冯从吾将张载从程朱学派的一分子拔擢至地域学术的领袖，重塑张载的学术地位。
冯从吾还积极地推崇阐述关中理学的理念，实现自我更新，以期赓续学脉，他推崇关学但并不以关学自限，吸收各家之所长，为关学所用。
他开创了“关学模式”，并确立了关中理学的发展基调，使得关学成为晚明地域意识抬头思潮之中极为卓越和典范的学派。
冯从吾还积极地培育关学继承人，学派的传承和发扬关键在于传道者的培养，于是他创建了关中书院，使得关中书院成为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并持续影响到清代，后来的关中大儒李二曲、孙景烈、路德、柏景伟、刘古愚等皆在此地授课讲学，为关学的延续和传承奠定基础。
冯从吾一生以中兴关学为己任，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为后世续编关学史提供了蓝本，是关学中兴的有功之人。
明末清初的颇具影响的关中大儒有周至的李二曲、富平的李因笃以及郿县的李雪木，世称“关中三李”。
李雪木是郿县人，郿县是张载的故乡，也算是关学的发源地。
李雪木自幼受到关学思想的熏陶，他的思想继承了张载的节欲观点和学说，反对过分追求物质欲望，提倡赞扬精神的能动性。
李因笃的父亲李映林是明末关中儒宗冯从吾的得意门生，因此他颇受张载、冯从吾关学学风的影响，提倡“经世致用”。
他一生都在潜心治经学，努力地弘扬关学。
李二曲的学术思想也深受冯从吾的影响，他正是在冯从吾的著作的启发下，自学成才，最终成为一代儒学大师。
李二曲曾在关中书院担任主讲，他以“倡明关学”为己任，以关学之“笃实”反对程朱之“支离”和陆王之“空疏”。
“关中三李” 通过交友论道、诗文唱和、书札往答、寓所解惑、山川寄情、著述传世等相互影响，使关学走上实学化道路，坚持“经世致用”的学风，对传扬关中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
李二曲的得意门生王心敬，在儒家经学、哲学诸领域都颇有造诣。
在明末清初学界思潮转变的思想背景下，作为关学的后续，王心敬既继承了关学自张载以来崇礼尚实的学风特点，又吸收了明代关学心学化的趋势，还继承了其师李二曲的思想风貌，对关中地区儒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清代的关中学者，继续完善关学史的编撰，先后有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在冯从吾《关学编》的基础上，依照冯氏所开创的事迹、思想、著作和按语的编写体例，相继作《关学续编》，扩展和增容关学史，以史学撰述的形式“建构”出了关学发展的基本谱系。
晚清时期，国家内忧外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当时的关学逐渐式微，贺瑞麟便生活在这一时期。
继他的老师李元春开拓出晚清关中理学的新局面之后，贺瑞麟扛起了复兴关中理学的大旗。
他通过在书院讲授程朱理学，刊刻程朱理学诸书，续编《关学编》，上书陕西学政表彰关学名儒等方式振兴关学。
贺瑞麟创办的正谊书院书院在当时声名远扬，外来求学者络绎不绝。
他笃守圣贤之学，以程朱理学为宗，以倡行张载礼教为己任。
贺瑞麟一生授徒讲学，门下弟子众多，省内外所教弟子数以万计，其中不乏后来的大家，如蓝田大儒牛兆濂（牛才子）、兴平张元勋、马鉴源、蒲城的米岩、山东淄川大学者孙乃琨等等皆出其门。
晚晴的关中学者有两大系，一是以三原贺瑞麟为领袖的理学，另一位则是以咸阳刘古愚为领袖的经学。
刘古愚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关学先辈张载、吕柟、冯从吾、李二曲等颇为敬仰，受关学思想影响很深，这对他一生理论与实践活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他曾入府学，肄业于关中书院。
刘古愚是清末陕西维新派的领袖，与康有为并称为“南康北刘”。
他曾任陕西味经书院、崇实书院院长，甘肃大学堂总教习等。
他的主要弟子有：李岳瑞、于佑任、杨松解、张季鸾、冯孝伯、王授金、杨西堂、朱佛光等。
这些弟子在当时陕西乃至西北军政文化教育界，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传统关学最后一位大儒便是被称为“牛才子”的蓝田人牛兆濂。
牛兆濂师承晚晴关中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贺瑞麟，贺瑞麟被称为“关中之学统，海内之儒宗”。
贺瑞麟一生都在捍卫传统文化，延续关学学脉。
尽管在晚清时各种学术思潮竞相兴起，但他坚定地将传统理学作为挽救世风人心的武器。
牛兆濂接过了老师贺瑞麟的“学术接力棒”， 毅然肩负起坚守程朱理学立场、复兴关学、挽救世风人心的神圣使命，成为关学衰微之际最坚定的守护者和接续关学学脉、振兴关学的代表人物。
牛兆濂毕生致力于两件事，讲习关学和推广乡约。
一生致力于保护整理古籍，恢复程朱理学教育，延续关学学脉。
尽管牛兆濂信心满满、意气风发，他为振兴关学做了最后的努力和呐喊。
然而在时代变革之际，面对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新式学堂的兴起，他也无法扭转关学衰落的大势。
随着关学在近代的转型，也意味着关中传统学术彻底终结。
作为传统关学学脉延续的代表人物牛兆濂，在他之后关中再无大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