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时大清朝为什么不迁都再战

都城，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心脏，通常承担着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职能，故都城的地理位置选址非常关键，关乎到一个国家的气运和兴衰。
《吕氏春秋》记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然而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王国对外不断吞并和扩张，面对着更加复杂的环境，都城的选址也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第一是不能简单以国土中心建都，地理、政治、军事的形势都需要纳选址的入考虑；
第二是当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都城的地址也需要相应进行迁徙。
王朝迁都的例子，在我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商代有盘庚迁殷，周朝有平王东迁洛阳，宋有高宗南渡应天府，明有成祖北迁燕京。
清朝龙兴于东北长白山一带，先后在兴京、东京、盛京建都，入主中原后取代明朝，定都于北京，直至清末，清朝都没有进行过迁都。
元、明、清三代都选择以北京为都城，自然是看中了其具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优势。
对清朝而言，选择北京为首都，至少出于
明代大臣杨荣曾总结道：“地势宽厚，关塞险固，总据中原之夷旷者，又莫过於燕蓟。
……蓟燕左环苍海，右拥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宜为天下都会。
”第二，北京靠近东北，即满人的发家之地。
万一天下有变，满人便于从北京退守关外，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第三，由于京杭大运河的存在，南方的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运送至北京，不会面临物资短缺的问题。
由于上述优势的存在，北京非常适合作为清朝这个大帝国的首都，二百多年未曾移易。
然而，北京地势之易守难攻，是相对于冷兵器时代而言。
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发展，海上作战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在清代闭关锁国，忽视海军建设的背景下，北京过于靠近入海口，反而成为了地理位置上的一个劣势。
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之战、八国联军侵华，都将清朝都城防御薄弱的短板暴露无遗，清政府数次为保住首都而不得不签订屈辱条款。
因此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关于迁都的讨论，逐渐摆到了台面之上。
晚清时期，清朝共出现过三次关于迁都的讨论。
第一次关于迁都的讨论，发生在鸦片战争期间。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统治者第一次领教到了洋人坚船利炮的厉害，军舰突破大沽口登陆天津，便能直接挥师西进，直取京师。
当时的咸丰皇帝被迫离京逃亡至热河，成为了清朝第一个逃离首都的皇帝。
在英法联军进京，咸丰外逃后，清政府为应对局面做了两手准备。
第一手是派恭亲王留京，与洋人议和。
但当时清廷预估与英法联军的谈判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恭亲王以及部分大臣如文祥、胜保等，均上疏请咸丰做好迁都进行长期作战的准备。
在当时，咸丰部分地接纳了关于迁都的意见：“夷人现虽尽退，明岁尚来驻京，能否相安，实难豫定，自宜豫择一巡幸之地，以期有备无患。
陕西古称天府，雄据上游，与中原声息相通，人心系属，转饷亦易，诚为便宜。
将来跸路经行，由山西太原、平阳等处折入潼关，尚属可行。
”按照咸丰和一些大臣的想法，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地方迁都的话，最理想的地点应当是陕西西安，当时咸丰也下令做了一些迁都的前期考察准备。
但比起迁都所要付出的成本，清政府还是选择了苟且偷安，与洋人签订不平等条约以换取一时的和平。
加上没过多久咸丰皇帝就在热河病逝，迁都的议案被搁置了下来。
虽然清廷以屈辱条款换来了暂时的和平，但隐患仍然存在，因此关于迁都的讨论并没有彻底平息。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发生了大清国迁都的第二次讨论。
作为洋枪队队长的雇佣军官戈登，曾在离开中国前通过李鸿章向清政府提出二十条建议，其中就有关于都城选址的讨论：“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着。
”戈登的建议，为总结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的狼狈失败而得出。
在学术界，如维新派的官员汤寿潜在其著作《危言》中指出，北京作为都城的地理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仍建议以西安作为大清的新首都，一来推进维新变法，二来消除直接的军事威胁。
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清朝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同光中兴”时期，没有受到太多外来的威胁，迁都之议不像在战时那么具有迫切性。
因此这一时期关于迁都的讨论，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未引起清朝统治者们的注意。
与汤寿潜同时期的郑观应，是迁都论的反对者。
郑观应认为，清朝要自强，应该做的是“内修政事，外固封圻”、“秣马厉兵”通过加强内政和军事建设来抵御外敌，迁都只是下策。
在二十多年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中，清廷寄希望于“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加强军备力量来守护京师。
然而甲午战争中，清朝辛苦经营的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重挫，彻底击碎了清廷偷安的美梦。
日本老调重弹，首相伊藤博文威胁进军北京，来迫使清政府与日本迁都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
这起事件，激起了晚清关于迁都的第三次大讨论。
这一时期主张迁都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晚清维新保皇党康有为。
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著名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联合在京举人提出了拒和、迁都、再战的建议，并指出“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热河、辽沈，则更迫强敌；
南入汴梁、金梁， 则非控天险；
入蜀则太深；
都晋则太近。
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
”同样将陕西西安作为了理想的迁都地点。
除了康有为以外，在朝的官员如张之洞、谭继洵等人，也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迁都或者选择合适地点建立陪都的必要性。
然而日薄西山的清政府，已经习惯了屈辱外交，丧失了奋起再战的勇气。
当时作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既为保住自己锦衣玉食的生活，也因担心迁都后自己的权力被稀释，不愿意倾全力与日本再做最后一搏，导致第三次迁都的讨论亦不了了之。
而清朝在外交上的软弱，更加激起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欲望，也注定了清朝即将走向灭亡的命运。
参考资料：《清实录咸丰朝实录》《日下旧闻考·杨文敏集》《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危言·迁鼎》《盛世危言·建都》《上清帝第二书》等
参考：
导言甲午海战之后，清廷一直存在两种想法，一方就是继续坚持作战，另外一方主和。
从今天的角度来说，坚持作战未必清廷会全溃，毕竟国家之大何处不能坚持？
另外一方主和也很明显优势，国家无力再战，再打下去大清会亡国。
这两种说法其实所站的角度恰好相反。
主战派的终极目标是战胜日本，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在所不惜。
而主和派想的是要保住皇位。
两项比较就能理解为何清朝要主和。
甲午海战，清朝失去了什么首先了解一下甲午海战对于清廷来说丢失了哪些东西。
第一、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这是最显著的损失。
我们反过来说，没有海军，难道清朝就会亡国吗?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清朝也没有海军，坚持作战两年最终抵挡不住才选择了和谈。
所以没有了北洋水师清朝并没有到绝望的地步。
这是一个大前提第二、丧失的国土从表面上，丢了旅顺和青岛，此时东三省虽然没有全面沦陷，清军的势力已经缩减的相当厉害。
而山东的丢失意味着对于京师南北两个方向已经形成合围，北京失守就成了大概率的事件。
这也是当时朝廷最担心的事情。
第三、民心士气北洋水师的失败对于清朝的实业救国派是沉重的打击。
原来铁甲舰也有沉没的一天，最强的对军队在日军面前也不堪一击，那怎么还能再打呢？
所以清朝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停止战争接受和谈。
这是不得已为之，因为民心丢了。
士气也丢了。
失败之后还能再战吗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失去了北洋水师，能否迁都再战。
理论上来说没有问题，只要还有一寸江山在手上，大清就不会亡。
可惜当时的清廷已经失去了血战到底的勇气。
这其实是有原因的作为少数民族执政者，他们一直担心的是汉人的造反运动。
洋人不过是要钱，而汉人可是要命。
为了自己统治地位的不动摇，他们拒绝了迁都再战的做法。
《孙子兵法》说“上下同欲者胜”可是清廷一直想的是保住自己的地位而不是中华民族的利益。
所以他们愿意和谈来换取继续的执政。
再战当然可以。
但有可能丢掉的是自己的皇位。
他们会愿意吗？
封建者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谈判的资本。
皇帝丢了都城就是丧家之犬。
迎接他的不一定是日军而是叛军所以为了自己，清廷选择了和谈这就是悲剧的《马关条约》的大前提。
大清，对不起死去的英魂。

参考：
迁都到西安，号召全国人民反击侵略，与日军打到底，打持久战，中国地大物博，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日军的士兵分散到中国的土地上，无法形成合力，大清朝是很弱，但是日军也并非不可战胜，日本绝对没有实力深入中国内地西安，就像抗日战争一样，蒋百里先生曾说过，胜也罢了败也罢，就是不同他讲和。
把日军拖死，日军打甲午战争，自身消耗也很大，日军明治维新时间也不长，自身的战争潜力也不是像二战中那么强。

参考：
被篡改的，骗了吧。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都是春秋时期的争霸战。
日本不会傻的要占领大清，占领俄国，占领美国。
就连二战时日本占领中国之后也是扶持了满洲国和汪精卫的中华民国。
他们不敢，也不能把中国划为日本国土。
拿大清为例。
大清拼着人口减少1亿。
花了14年时间，也镇压了太平运动。
而日本只是争霸，只是想割让原始部落居住的台湾。
假如日本割让东北，清朝是会继续打下去的。
其实当时日本要三亿赔款，李鸿章就发电报给皇帝说备战。
甲午之战，李鸿章一人之力打全国之战。
和老百姓是没关系的。
战后，日本极力拉拢清朝，对抗沙俄。
日俄战争时期，大清军民支持日本。

参考：
又是一个愚蠢的问题，甲午战争日本人又没有打到北京，为什么要迁都？
即使不议和再战，那跟迁都有什么关系？
难道日本是打到北京城下逼迫清庭议和的？
希望大家不要一本正经的回答这个问题了，会把智商拉得跟提问者一样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