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历史上的东林党对中国历史发展来说到底是好是坏
在学习明史的过程中,经常会有这样一种观点,明末的“东林党”长期和“阉党”进行殊死斗争,他们之间就是正与邪、公与私、黑与白的较量。
那么,真实的历史果真如此吗?
从万历中期开始,大明的朝堂之上变得更加复杂,而且这种复杂程度远超过了嘉靖时期。
由于万历皇帝朱翊钧长期罢朝,使得各个党派和团体变得泾渭分明,相互倾轧,党争不断。
其中,尤其以东林党的势力最大,调门最高,危害最重。
所谓东林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是各个政敌对他们的称呼,充满攻讦和贬斥的意味。
其实,东林党是在明朝特殊的政治和文化体系下,经过长期发展而催生出的一个异类和怪胎,因为最早发源于“东林书院”而由此得名。
万历八年,顾宪成被授予户部主事一职,因为屡次进言而遭到贬谪,几经辗转才调到吏部任职。
结果,他依然耿直无畏,因为屡次上疏请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触怒朱皇帝,最终因为推选内阁首辅时再次违背圣意而被罢官革职遣送回乡。
返回江苏无锡后,顾宪成联络了高攀龙和钱一本等政治失意人士进行二次创业,修复了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开始教学授课。
渐渐的,他们因为治学严谨和针砭时弊而在士人中间兴起,成为了具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政治团体。
起初,他们这帮人能走在一起是由于兴趣相投所致,非常的单纯。
不过,由于这一书院迅速崛起,自然引起了江浙系地主势力和士大夫势力的
从此以后,东林书院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索性连大明天子的马屁都不拍,直接就以“匡扶天下社稷”为己任。
作为核心和骨干,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和高攀龙等人,个个都是著作等身的超级学者。
到了万历中期,虽然东林党已经崛起,但还没有到天下无敌的程度,朝中还有“齐党”、“楚党”和“浙党”的存在。
而且,这三个小党为了生存,被迫结成了战略同盟,与东林党在朝中形成了相互制约的态势。
在这段时期,东林党和齐楚浙党虽然党争不断,但谁也无力打破这种平衡的格局,直到汪文言出现。
此人的前半生混得相当一般,为了扬名立万才攀附上了东林党,一直在寻求出人头地的机会。
万历四十八年,尽管朱皇帝已经久不露面,但齐楚浙党中还是有人上疏,要求朝廷继续清除张居正的余孽和遗毒。
东林党人素来坚持,敌人支持的我就反对,敌人反对的我就支持,于是立即上疏应战,好像他们和张居正关系多么瓷实似的。
论战期间,汪文言敏锐地发现楚党领袖官应震却显得非常沉默,和他之前能言善辩简直是大相径庭。
看来,齐、楚、浙三党也并非铁板一块,内部也存在着意见和分歧。
以此为突破口,汪文言开始使用一切手段离间和分化三党的关系,重点是针对楚党。
果然,他的阴谋诡计得逞了,原先的三党联盟变成了齐浙两党联盟。
在东林党的乘胜追击下,齐浙两党显然不是对手,各自开始攀附于阉党以求生存,相当于大幅度增强了阉党的实力。
至此,大明王朝的两极格局形成,一方是东林党,一方是阉党。
在万历四十八年,霍霍了一辈子的朱翊钧驾崩了,领受了“明神宗”如此拉风的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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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他们还是高兴早了,这个小朱皇帝太过于短命,即位不足一个月就驾崩了。
这件事出乎所有人预料,东林党人有些慌神,但却还能有条不紊做出应对,立即扶持明光宗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登基。
此间,虽然发生了明光宗的宠妃李选侍挟持太子之事,但在杨涟等东林党人的努力下,朱由校还是成功登基了,就是历史上那位荒唐的“木匠皇帝”。
朱由校登基后,自然要提拔和犒赏拥立有功的东林党人,进一步增强了东林党的势力。
而东林党这帮人一刻都不得安生,立即翻起了历史旧账,史称“红丸案”。
表面看起来,“红丸案”主要针对进贡“仙丹”而致死先帝朱常洛的鸿胪寺丞李可灼。
而事实上,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李可灼背后的浙党籍内阁首辅方从哲,他是仅存的异见者之一。
通过孜孜不倦的攻击,通过成群结队的弹奏,方从哲终于被赶跑了,由东林党人叶向高接任了内阁首辅之职。
至此,东林党彻底击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彻底把木匠皇帝牢牢掌控在了自己的手中。
从万历后期到天启三年,身居权力中枢的东林党人面对国家困境,始终也没有做出多么具有建设性的贡献,而把全部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无休无止的“拆台”和“内斗”中。
比如,东林党希望凭借军事胜利为自己正名,结果却导致了沈阳、辽阳、广宁等地接连失守,使得明朝在山海关外仅剩下了狭长的辽西走廊。
虽然朱由校长期致力于木匠事业,虽然朱由校读书少识字不多,但人家从来都不傻,也意识到了东林党人的危害。
于是,天启皇帝终于对东林党萌生了打压之心,迫切需要选出一个带头人统领宦官势力,魏忠贤便成为了阉党的领袖。
在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中,其实双方并没有对错之分,更没有是非之分,完全就是楚河汉界的党争而已。
在天启皇帝的默许下,魏忠贤通过决绝的手段残酷镇压了东林党人,一度使之赢得了民众的同情。
总的来说,在把持朝政的几十年间,虽不能说东林党人一件好事都没干,但确实不太多。
归纳总结起来,东林党的政治观点主要包含四个方面:一、片面强调言论自由,鼓励畅所欲言和言者无罪。
基本上,什么都能说,至于多少真实性和可靠性则无关紧要。
二、坚决反对阉党集团。
无论观点正确与否,只要是阉党支持的东林党就坚决反对。
三、反对矿税。
从根本上讲,东林党人都是真正剥削农民的蛀虫,反对矿税和商税直接压制了近代资本主义萌芽。
四、对内镇压,对外妥协。
在一系列对外战争中,东林党人为了保住现有的利益和地位,都采取了对内镇压和对外妥协的策略。
崇祯皇帝上台后,东林党自以为是击败阉党的功臣,变得更加不知所以,一再顺承自以为是的朱由检推行前后混乱的对内、对外政策,直接导致了内部的流民起义和外部的后金崛起。
文史不假
难怪,崇祯皇帝临死前才看透这帮无用之人,留下了一句“文人皆可杀”的满腔愤慨,而大明王朝也就此关门打烊了。
@文史不假
参考:
我认为这个要分开看,东林党在中后期应该说是帝国的毒瘤,完全没有早期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的气概,只知道党争,而且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不管哪
于是内外交困。
所以有个说法叫明亡于东林。
参考: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
由明朝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直到明朝灭亡,共经历近40年时间。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
东林人士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
他们虽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等进步口号,然而实质上却沦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征款赈灾行为极力阻挠。
他们的政治主张,与宦官集团的利益直接冲突。
东林党与阉党产生了激烈争夺,以致于相互倾轧,互不卖账,发生了严重的内耗。
在大明亡国之前,东林党除了跟宦官、内官争,还在跟反对东林党的政治集团在争。
比如京察之争,就斗得不可开交。
这些争斗极大的牵扯了国家的力量,当清军入关后,他们也是跪得最快的一批人。
参考:
我认为东林党在明末应该是社会发展的负力量,用
坏的方面有
对抗国家对工商业的税收收取,加大国家财政的压力,从经济方面搞垮了明朝;
3、毫无民族气节,在满清入关后,降清的名士如过江之鲫。
参考: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
“东林党”之“党”,是朋党而不是近代政党。
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
东林人士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
他们虽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等进步口号,然而实质上却沦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明末饥荒灾民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对征款赈灾行为极力阻挠。
而明朝末年又遇到地震,旱灾,鼠疫,造成几千万人死亡,朝廷向农民征税,可是农民不仅流失土地严重,遇到这些天灾更是无法承担,东林党人又对大地主,大商业集团包庇,不让他们交税,致使明朝无法给军队发饷,军队无心征战,导致节节败退,最后被灭国,所以东林党人对明朝的灭亡有很大影响。
参考:
大家好,
东林人士为匡正时弊讽议朝政、评论官吏,既有鲜明的学术思想见解,又有积极的政治主张。
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
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
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竞争局面。
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而加以无端攻击诋毁。
这就是“东林党”的来历。
天启年间,东林党由于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运出现了转机,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
”按理说,这是他们治理国政的最佳时机。
然而此时,东林党人与阉党集团之间因朝政争论相互攻击达到公开不可调和地步。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魏忠贤对东林党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行动,他借熊廷弼事件,诬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人(后来这5人加上自杀的顾大章被称为 “前6君子”)有贪赃之罪,大肆搜捕东林党人,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冤死狱中,天启六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7人,(史称“后七君子”)东林书院被限期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
明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惩处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
同时昭雪平反东林党人冤案。
并下旨修复东林书院。
东林党人虽然又一度入阁,但不久,到袁崇焕被捕治罪以后,东林党人又被迫退出内阁。
由此可见,东林党其实就是在野党,以“民意民声”为武器,为反对而反对;
而皇帝和宦官相当于执政党,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也是不择手段,本质上都是封建主义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
要说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的话,第一:党争内耗促进了明朝的覆灭,第二:提前让国人见识了资本主义所谓“民主”的闹剧。
参考:
总体来说是坏的,中央政府要稳定首要的是要有钱,其次底层的人要活的下去,中上层的达官显贵尽量压制下去。
大明朝末期朝廷穷死,东林党人都是士绅阶层,自己不纳税,还不纳商税矿税,因为这些商人是他们的盟友,拼命搜刮底层农民的那点口粮钱,为了省钱还裁撤驿站,逼反了李自成们。
天启是对的,养一条疯狗咬死东林党人,并在他们身上搞钱,虽然手段狠,但是政治上是正确的,所以天启朝,抗后金等还是有点成绩的。
就好比当年武则天养周兴、来俊臣两条疯狗样,崇祯杀狗太早啦,加上自己水平不够,很快就被东林党坑死啦!
参考:
任何人或事,没有完全好和完全坏的概念。
只有利弊大小、多少的区分和结局。
参考:
明末有很多学派组成了政治集团,像什么复社,东林党,还有后期按籍贯,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而以浙江人的浙党声势较大。
几大政治集团斗来斗去,在他们心里国破家亡,干不干事另外说,把政敌打下去才是正事。
学社的兴起是好事。
但以东林党为首的这种假大空,满嘴跑火车,满口仁义道德,实际干的刚好相反的空谈主义者,说难听点就是帝国蛀虫,加速了明帝国的崩塌。
鞑子入关,第一个迎头跪拜的就是这些满口忠君报国仁义无双用嘴治国的渣渣。
党争永远放第一,暗地里和鞑子做军火生意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