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南宋有人说北宋的灭亡王安石要负主要责任我不明白请诸位解答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可以算是很长时间的一种主流思想。
因为王安石确实造成了北宋后期比较严重的混乱，包括他急功近利推新法导致的民心动荡，以及此后新旧两党你死我活的党争，都在把北宋往死路上推。
现在很多人听到“变法”，就特别迷信，觉得搞变法就是绝对正确的改革家，反对变法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因为他们的利益被触犯了所以阻挠变法，似乎这成了万能的公式，哪个变法都能往上套，实际上大错特错。
一、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但执行方法却是与民争利，故不得民心。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确实是好的。
由于北宋长期以来对民间的宽松政策，民间商贸发达而朝廷收入却低，到神宗在位时已经出现严重财政赤字。
而宋朝对武将的限制和为防止文官武将篡权采取的一系列手段，增加了很大一笔收入，对外又有战争赔款，所以可谓入不敷出。
因此，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就是四个字“富国强兵”。
但是，钱从哪里来？
只有从老百姓头上征税，兵从哪里来？
只有征兵。
这两项显然都是过惯了宽松日子的北宋百姓所不接受的。
比如《市易法》简单来说就是对所有交易都要征税，每次买卖都有官员在边上看着直接交钱，发展到最后，荒年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卖儿卖女都要交税。
再比如《保甲法》，就是要求百姓们组成民兵团，每天训练，晚上还要巡逻，简单来说就是抽壮丁（此前北宋老百姓是没有义务兵役制度的）。
故而真正最反对变法的不是有人说的什么地主阶级，而是几乎所有老百姓。
因为变法的本质是“与民争利”。
虽然我们说交易确实应该缴税，当兵也是应该的。
但一口吃不成胖子，王安石在突然之间对老百姓这么下手，造成了民怨沸腾，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许多新法太超前，在当时不具备可执行性。
举一个例子，变法争议最大的是“青苗法”。
大体就是将用于平抑物价和赈灾的储备钱粮借给农民度过最难熬的春天，等秋收时偿还。
相对民间高利贷来说利息低廉，只要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在当时已经很低了）。
有两个好处，一是增加了朝廷收入，二是打击民间高利贷。
这个法从现在的认识上来看似乎不错，但在当时毫无可行性。
首先是理念上，当时根本无法接受朝廷去赚老百姓的利息，所以会被士大夫统一反对；
其次是执行上，这种法执行下去，必然被各级官吏层层盘剥，到最后老百姓交的利息比高利贷更高；
第三是强行摊派，由于青苗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息，所以一定要更多人借钱，不愿意借就被强行摊派，造成老百姓的负担；
最后还有风险问题，一遇灾年，农民必然还不上钱，最后的结果就是被逼得倾家荡产。
更严重的是，朝廷为了保证自身利益不受损，让富人给穷人担保。
这些富人本来不需要借款，还可以放贷，现在不但无法放贷，还要被摊派巨额借款，还要为穷人担保。
一遇灾荒，富人穷人一起变穷光蛋，唯一富的只有朝廷和贪官污吏，这种政策，如何能执行下去？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是怎么发生的？
就是因为一个原本由王安石举荐的官员郑侠，看到满地灾民，流离失所，将所见画成一幅《流民
三、执行新法急功近利造成危害。
如果仅仅是新法本身有问题，还可以慢慢更改完善。
但是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急于求成，不顾一切超高频率强推新法，让一些原本还不错的法令也变成害人法。
比如新法中最好的一条“免役法”。
原本宋朝老百姓需要服劳役，也就是义务轮流去替各级官府做一些送信之类的劳务工作。
王安石提出免役法，就是免除这项义务，老百姓不用服劳役，而是改交免役钱，各级官府用这笔钱聘用专人完成劳役工作。
这个法令本来既可以让老百姓专注农业生产，又可以让差役队伍专业化。
可是，因为急功近利，免役法一刀切，富人交钱，没钱的穷人也不能参加劳役，只能交钱，这就给穷人增加了严重的生活负担。
更可怕的是，与免役法相隔没有几天，立刻又推行了“保甲法”，老百姓必须义务参加训练和巡逻。
也就是说，本来出人不出钱，现在突然间不但要出免役钱，还得服兵役，出人又出钱，你愿意吗？
不止如此，新法中还有农田水利法，也是要出钱出人，老百姓压力一下子几倍增长。
四、新旧党争势同水火。
出于道德原因（与民争利与儒家传统思想相悖）和对新法的不认可，当时朝廷几乎所有的名士都或完全或部分反对变法，包括欧阳修、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苏轼、苏辙、吕公著。
这些人哪个不是功勋卓著，哪个不是名满天下？
其中很多人只是提出一些意见，结果呢？
王安石的思路是，只要对新法提出意见，就是反对变法，就是奸臣。
结果，这些人全被外放贬官。
官员都走了，新法还要人推，怎么办？
只好启用了一批酷吏小人。
就是这些人把事情越做越差。
终于等到神宗驾崩（王安石早就二次罢相，再无法复出），旧党司马光复出拜相，尽废新法。
把王安石任命的人尽数罢黜。
后来新党章惇拜相，又把旧党一一打倒，还大兴冤狱。
直到北宋灭亡，都是这种周而复始的新旧两党轮流执政。
王安石司马光还仅仅是政见不和，到了后来就纯粹是权力斗争。
直到最后奸相蔡京上台，彻底将北宋葬送，注意，他还是以王安石为榜样的新党哦！综上，所以能说北宋的灭亡，王安石是无辜的吗？

参考：
南宋人攻击王安石，那是因为司马光那一派旧党人，入南宋后掌握了权势，所以才要把一切屎盆子都往王安石身上砸。
但是，这掩盖不了历史的事实。
恰相反，是王安石的政敌耽误了北宋，最终导致北宋灭亡。
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垂帘听政。
司马光这些旧党人开始“元祐更化”，不仅推翻了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成果，而且还对新党人采取残酷的打击。
因此，等到高太后去世、宋哲宗绍述后，新党必定反攻倒算。
这也就奠定了北宋末期党争的格局。
每发生一次最高统治者的变更，新、旧两党就会轮换上台，对彼此的政治宿敌采取迫害手段，双方没有妥协的可能了，最终这种现象摧毁了北宋官僚系统的效率，无法应对外敌的入侵。
究其根本，还在于司马光那些人毫无底线的报复政敌的行为。
我们再来看一下旧党的政治遗产。
北宋一朝，主要面临“三冗”难题，即冗兵、冗官和冗费，导致北宋积贫积弱。
王安石变法，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些问题。
而像是消灭冗官，其实就是动了司马光这些旧党人的利益，他们家族子孙受荫，才导致的冗官。
举例来说：元祐三年（1088年）十一月，御史中丞李常上奏：臣伏见：尚书、吏部四选官共三万四千余人，入流名品几七八十数，官滥员冗，无甚于今。
这还不算最严重的黑点。
感兴趣的人，自行查查看吧。
总而言之，司马光才是真正祸国殃民之人。

参考：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其实自北宋末以来一直是被基本否定的，直到近现代才开始出现转机。
按照宋高宗时期《神宗实录》的定性，，王安石变法不仅被称为“急政”或“苛政”，认为变法本身就有问题，且直接引发了激烈的“党争”，进而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王安石影视形象北宋末以来一直持否定观点，直到近现代才出现转机王安石变法在宋神宗晚期时，其实已经很难持续下去，而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继位之后，司马光等守旧派被重新启用，新法几乎被完全废掉，史称“元祐更化”，变法就此彻底以失败告终。
△司马光便对王安石变法呈全面否定随着变法派的失败，王安石新法不仅被“划革殆尽”，他们更是通过修《神宗实录》的方式对新法进行全面否定，即墨本《神宗实录》。
而在宋哲宗亲政之后，又重新启用变法派，并通过重修《神宗实录》的方式对变法进行正名，即朱本《神宗实录》。
到了南宋高宗时期，再度对《神宗实录》进行重修，而此时宋高宗的态度已经极为明确，他曾于绍兴四年（1134年）八月对担任《神宗实录》修撰官的范冲说，“至今犹有说（王）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世故直至如此？
”范冲立即领会圣意，表态道，“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害天下人心术”。
△宋高宗的态度影响了后世的评价至此，“王安石”变法就此被定性。
此后历朝历代直至清朝均以此作为依据，以至于在宋元话本中甚至有文章专门对“王安石”变法进行讽刺，虽然也曾有陆九渊等人进行争辩，但总体呈否定态度。
而其中的批判意见主要有三点：1、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
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
大儒朱熹，对王安石变法的后果有一个评价说：群奸肆虐，流毒四海。
南宋文人罗大经，写了一本著名的文学史料著作，叫《鹤林玉露》，评价王安石变法说“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
△朱熹认为王安石变法是“流毒四海”2、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
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
3、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
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佑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梁启超的《王荆公》为王安石正名直到民国时期，面对当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在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的氛围下，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才开始出现转机，梁启超、胡适等人均将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尤其是梁启超的《王荆公》成为了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
“王安石变法”有优有劣，不该完全否定也不该完全肯定毫无疑问，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为的就是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而从持续十几年的变法成效来看，虽然均能起到一些效果，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但同样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
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不仅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而且杜绝了官僚和大地主的漏税行为，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得以大幅度增长，宋神宗年间的国库积蓄一度足以供应朝廷二十年支出，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一定程度改变了朝廷积贫积弱的局面。
通过保甲法、裁兵法、保马法等一系列“强兵之法”的推行，极大提升了宋朝军队的战斗力，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使得北宋国力有所增强。
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王安石指挥军队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取得了北宋军事上的一次空前大捷。
不过，虽然变法成效显著，但变法过程中同样存在不少弊端和不足，例如均输法利用国家行政权力强制进行收购、运销，以此手段来积累国家财富，但却造成了国富民贫的不利局面。
又如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疫钱都不许经营，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比本钱还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
同时，由于王安石变法过于激进、用人不当，不仅使得变法无法持续进行，而且激起了激烈的党争，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北宋中后期的政局。
也正是由于变法有优有劣，导致直至现在，关于“王安石变法”仍然是褒贬不一。

当然，王安石变法虽然对北宋末期的政局产生了影响，但如果将北宋灭亡的责任完全归咎于“王安石变法”，显然也是不恰当的。

参考：
嗯。
宋徽宗执行的什么政策？
——新党变法。
宋徽宗的宰相是谁？
——蔡京。
为何东京城200万居民无人愿守城墙？
——新党折腾的。
新党是谁的党？
——王安石的徒子徒孙。

参考：
王安石，唐宋文学八大家之一，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被革命导师列宁喻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就是这位王荆公，却背负千年骂名，被北宋时期的以司马光为首的死硬保守派攻击、污篾成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并被南宋皇帝定了性，千百年来死死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直到梁启超发表巜王荆公》一文，为其翻案，王安石才彻底翻了身。
胡适亦持相同观点。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是充分肯定的。
北宋为什么灭亡？
从北宋建国之初即奉行”守内虚外”的方针，就埋下了祸根，后来终于自食其果，被新兴的金国灭掉了。
赵匡胤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夜不能寐，时刻警惕其同伙大将们也如法炮制推翻自己，于是杯酒释兵权，用和平手段，非汉刘邦、明朱元璋屠杀方式，了结了此事，皆大欢喜。
自后，北宋皇帝们集政、军、财于一身。
使用文人排斥武将，推行恩荫制，建立宠大而臃肿的官僚机构，”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形成冗官。
军队号称百万，”谓之兵而不战者也”。
士兵们大都干杂务，连集中少壮的禁军也被西夏认为不堪一击，战力特弱的宋军，兵不识将，将不识兵，防内有余，逢外累败，是为冗兵。
”官优厚无以复加，…天下之物五分养兵，入不敷出”，还大兴土木，修筑寺观，”百年之积，惟存空薄”。
是为冗费。
三冗危机巳严重威胁北宋的生存。
连朱熹这名封建守旧的卫道士也直言：”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散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其所过，莫不溃散”。
这就是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与王安石变法何干？
用得着要王安石来背这个黑锅吗？
王安石变法自有其历史作用，在农业、军队、财政上均有建树，但因触痛了封建统治者的利益，遭到守旧派的疯狂抵抗和污蔑，加上十大改革措施执行过急，也伤害了部分平民百姓，用人有时不当，被小人利用，造成困难，致使王安石二度罢相，起起落落，陷入困境而失败。
总之一句话，王安石变法的作用和意义是否定不了的，说是为北宋灭亡买单、背负黑锅，更是扯蛋，毫无道理。

参考：
北宋时期，开国皇帝赵匡胤为防止后代重蹈唐末五代覆辙，制定了一些后代必须遵守的政治原则和规定，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被总称为“祖宗之法”。
有关政治文化上引用最多的是宋太祖“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之语，一直成为宋朝后世皇帝的枷锁，为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产生提供了政治基础。
遵循“祖宗之法”确实使得北宋社会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内部安定与发展，也促进了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祖宗之法”其实是提供了一些皇帝必须遵守的成制法规，比如善待柴家后人等等，但这也为士大夫限制皇权、提出批评提供法理依据。
宋朝士大夫一直维系的‘祖宗之法’，从一定程度上让“官僚知识分子”的士大夫在宋代除享有优厚的物质待遇外，还处于较为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中，这些都为士大夫政治地位提升、共治天下提供了法理依据，拓展了士大夫参政的空间和手段，促使了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产生，更为士大夫阶层限制及绑架皇权提供了支持。
因此，可以说士大夫阶层是“祖宗之法”的最大受益者，士大夫集团与王安石变法上的冲突任何时期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讲，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不可避免伤害到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但改革却往往是以思想文化的改易更革为先导，从思想文化角度为改革提供政治合法性。
任何变法都是要在既有的主流政治文化环境下进行的，想要变法获得成功，要获得合法性必然要搞好主流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为了从政治文化上获得支持，王安石采取的策略仍是在士大夫政治文化之内进行“托古改制”，但仍然被反对派从政治文化予以攻击，针对反对派从政治文化层面提出的攻讦，王安石则以“三不足”精神及其理财思想进行破局。
“三不足”精神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柱，从现代来看“三不足”其实就是常识，但在当时敬天法祖的主流文化之下，这就关乎宋王朝整个政治合法性，所以“三不足”无异于对于王朝根基的釜底抽薪，是带有大逆不道的反叛性的，这在当时士大夫群体中应该是讳言的，更谈不上光明正大地获得士大夫集团的支持，因为要是士大夫支持了，就变相的会削弱士大夫集团的权力。
一、天变不足畏王安石变法之初，那些反对派的官僚士大夫们便都以“天变”为借口劝说宋神宗放弃新法。
如御史中丞吕诲在熙宁二年六月，曾上疏宋神宗，认为“方今天灾屡见，人情未知，惟在澄清，不宜桡浊。
”“固无远略，唯务改作”，这样会使得朝廷不得安宁，富弼也曾因为用人一事上向宋神宗说“所进用者多小人”，导致“诸处地动、灾异”，认为应该停止变法，保持“宜且安静”。
面对反对派借“天变”来反对变法，王安石始终坚持“天变不足变”的观点。
王安石曾在熙宁三年的时候，重新整理了“洪范传”给宋神宗，希望以此来说服宋神宗取消对“天变”的恐惧，坚定变法的决心。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在宁七年又发生了旱灾，虽然这不是变法导致的，虽然自然灾害一直都有，但是只要在王安石主政变法的时候出现，都一样会被作为攻歼新法的理由。
士大夫及皇帝都坚守“敬天畏天”的原则，“天命观”是北宋政权来源合法性的重要支持，所以呢，宋神宗为了获得合法性及士大夫的支持，必须要对此原则坚守不移。
王安石为了变法却提出“天变不足畏”的说法，这样不紧容易动摇赵家的合法性，更会动摇士大夫集团参政的权力，反对派之所以反对“天变不足畏”，是因为“天变”是士大夫用来限制及绑架皇权的政治资源。
《富弼传》载，王安石在熙宁二年（1069年）的二月，就曾发表过灾异是天数，和人事无关的言论，富弼却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士大夫集团往往以“天变”来批评皇帝，规范皇权的使用及皇帝行为。
士大夫当然不可能放弃这个让他们能够与皇帝“同治天下”的政治支持。
因此，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的思想才会招致反对派士大夫激烈的反对。
二、祖宗不足法王安石的改革决心是坚定的，但反对派士大夫为了自身的利益，肯定要对“祖宗之法”进行维护，司马光就指责王安石“尽变祖宗旧法”是“生事”，用汉初萧何、曹参相继为丞相所实行的“萧规曹随”的政策，提出“袓宗之法，不可变也”的主张。
而且当时的谏官范纯仁、御史刘挚、枢密使文彦博都以王安石变法废除祖宗成法，使“民心不守”，认为“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特别是因为利益的关系，太皇太后曹氏也向神宗施压“祖宗法度，不应让王安石轻加改变”。
面对反对派对于祖宗之法的守成之论，王安石予以反驳认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
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
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
”当然了，王安石虽然表示对祖宗之法应该要随时修改，以应变当下，但也并未否定所有的袓宗之法。
因为祖宗之法在北宋相当于宪法地位，是维系王朝、规范君臣关系和权力划分的根本准则，所以在宋朝自皇帝至大臣没有人敢直接否定祖宗之法，这无异于挖掉了北宋的统治根基，作为当朝大员士大夫集团的一员，王安石也只敢修修改改，不会去直接否绝。
王安石之所以要对“祖宗之法”开刀，实际上是从传统政治文化中寻找能支持他改革的一种支持，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正确性，合法性，这个也是历来改革者的策略。
三、人言不足恤人言其实指的是所有人的言论（话语），不恤人言就会显得狂妄，有压制言论、独行专制之嫌。
而“流言”就是没有过思考就批判别人的言论，人云亦云、不知所谓的粗浅议论，王安石认为这些流俗之语不必去在意什么。
《熙宁奏对日录》记述：认为人主要治理天下事、操控流俗之人为己所用，应该像运瓮一样，“当自拔于流俗之外乃能运之”。
谏官范纯仁在熙宁二年弹劾王安石的奏章中，就说王安石“鄙老成为无用之人，弃公论为流俗之语”。
当时的参知政事赵忭在熙宁三年弹劾王安石的奏章中，也说“安石强辩自用，动辄忿争，以天下之公论为流俗之浮议”。
御史中丞吕公著在反对青苗法的奏章中说，当今的“贤者”全都以推行青苗法“为非”，而“主议之臣乃以为流俗浮议不足恤”。
任监察御史里行的刘挚在反对免役法的奏章中说：“今天下有喜为敢为，有乐于无事；
比以此为流俗，此以比为乱常”。
士大夫集团与王安石冲突之下“党争”愈演愈烈王安石的外号大家都知道是“拗相公”，认为自己是对的，听不进别人的建议以及意见，做任何事情都是自己一手包办，特别是变法的具体内容，从制定到实施都是由自己一手操办，这样一来，就和宋朝的政治文化想悖论，本来都是由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王安石一来就变成了王安石和皇帝共治天下了，其他人就得一边听从吩咐就可以了。
王安石在变法中所做的这些事情，已经严重威胁到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了，这就造成了反对派对变法的愈加阻烧，对新政的施行产生更大的影响，宋神宗为使变法顺利进行，只好更加坚定不移的站在王安石背后，但是反对派在面对权力的失去愈发不满，使得变法中的党争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就是宋神宗也置身党争之中，让整个党争渐趋激烈，直到宋神宗无力抵抗整个士大夫阶层，只好投降认输，罢免王安石，启用司马光。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很有代表性的一次变法，这次变法的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争议之大都是世间少有的，王安石变法从思想基础上，虽是托古改制，但仍是对当时主流士大夫集团治国政策所偏离，因此也受到士大夫集团的反对，整个变法的过程都是由于政治理念上的冲突，最终导致政治分裂形成党争，随着宋神宗无奈之下罢免了王安石之后，士大夫集团部分人因此尝到了甜头，导致党争愈演愈烈从而形成为反对而反对的局面，降低了整个北宋政治系统的稳定性，为以后北宋迅速衰亡埋下了伏笔。

参考：
公元1127年，当金兵的铁骑攻破了汴京城之后，正式宣告了建国167年北宋的灭亡。
在很多人看来，北宋的灭亡是由金国的进攻直接导致的。
诚然这是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但是造成北宋亡国的深层次原因，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北宋自身。
北宋之亡，亡于腐败造成北宋灭亡的自身原因有很多，诸如重文轻武、积贫积弱等等，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贪腐。
军政贪腐是当时北宋不堪一击的根本原因，虽然宋军跟金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这样的差距并不是因为装备、数量造成的，而是在于军队的素质与管理。
当时的宋军士兵员额不足、老弱者充斥其中、军事训练极不正常，将领贪财赎货、经商营利、中饱私囊、私役士兵、克扣军晌。
在这种情况下，宋徽宗还将军队交给了根本就不懂军事、只知讨好皇上的宦官童贯、高俅等人。
根据《靖康要录》记载：“自恃昵幸，无所忌惮，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以致‘全废教阅’，‘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
”在童贯、高俅等人的带领之下，北宋军队的战斗力迅速下降。
以至于后来面对金兵是不堪一击。
除了军政腐败之外，朝堂之上的腐败也是宋徽宗时代的一大问题。
昏庸的宋徽宗在其在位时期，不仅重用了“六贼”，还好大喜功，沉迷女色，挥金如土，大肆修建。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昏庸的宋徽宗的带领之下，所谓的“六贼”也援引亲故，广结党羽，卖官卖爵，贪污成风，既相互勾结，又针锋相对。
“六贼”为了巩固自身地位，不惜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以致于民不聊生。
到了宋徽宗执政晚期，宋徽宗本人才意识到整个国家的腐败之风已经给全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据《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言路塞蔽，导谀日闻，恩幸持权，贪饕得志。
’‘赋致，竭生民之财；
戍役，困军伍之力。
多作无益，侈靡成风。
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
’‘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
”这是宋徽宗退位之时，发布的《罪己诏》里面的一段记载，从这段记载当中，可以得知晚年的宋徽宗也意识到了正是由于自己的贪
腐败之兴，兴于变法无论是宋徽宗，还是“六贼”，他们都是宋神宗跟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
同时“六贼”的崛起，也归功于他们变法派的身份。
明朝时期知名学者商辂在其编撰的《续通鉴纲目》里面提出了：“汴宋之祸，始于神宗、安石，终于徽宗、蔡京。
君子原情定罪，不当置神宗、安石于徽宗、蔡京之下”。
这样的观点在两宋宋时期更加普遍，宋徽宗时期的著名理学家杨时认为造成北宋贪污腐败的根源在于王安石。
在他看来：“蔡京以绍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
“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
南宋初年中兴名臣南宋赵鼎也曾说过：“至崇宁初，蔡京托名绍述，尽祖安石之政，以致大祸。
”宋高宗赵构同样也认为：“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
如此众多的学者，名臣将北宋腐败、灭亡的根源指向王安石，其实是不无道理的。
除了因为蔡京等人变法派的身份以外，更多的还在于，造成北宋贪污腐败风气的恰恰是王安石的变法。
王安石心忧大宋江山，推行的一系列富国强兵的变法改革本没有错。
错就错在，王安石变法的部分措施，以及变法时下层官员推行变法措施时的“扭曲”。
比如在王安石变法措施当中，比较出名的“青苗法”。
“青苗法”的初衷是在灾荒之年，由政府出面给农民低息贷款，让农民安稳地度过灾荒之年。
这样就避免了之前老百姓在灾荒之年向地主借高利贷，避免老百姓家破人亡。
但是在实际的推行当中，却变成了官员赚取暴利的工具。
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今出钱货民而敛其息，富者不愿取，使者以多散为功，一切抑配。
恐其道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数 家之负。
春算秋计，辗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
本来是帮助老百姓度过灾荒之年的政策，却在实际的推行当中，变成了强制推行。
每一个县府每一年都要有贷款任务金额，如果将钱借给贫农，最后就达不到考核标准。
于是底层官员便强迫那些中农、富农来贷款，本不需要贷款的中农、富农最终因为贷款而家道中落。
然而这些贷款产生的利息最终却都流到了那些官员的口袋当中。
这样被扭曲的变法措施还有很多，而这些扭曲的变法措施则成为了官员们横征暴敛的工具，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北宋的贪污腐败愈演愈烈。
这也是为什么说，北宋之亡，亡于腐败；
腐败之兴，兴于变法
参考：
随着新法陆续颁布，各方博弈日渐惨烈，最后导致朝廷撕裂，甚至波及南宋的命运。
　　就王安石在世时的情况来看，大的斗争可分为两波。
　　先看第一波。
　　熙宁二年（1069）初春，变法开始。
参知政事唐介反对新法，常与王安石争论。
唐介看到神宗总护着王安石，气急攻心，竟至恶疮发作而死。
　　当时朝官们给五位宰相和副宰相编了一句顺口溜：“生老病死苦”。
　　“生”指王安石，生气勃勃锐意新法；
“老”指宰相曾公亮，因年老精力不济，搞模糊哲学；
“病”指宰相富弼，反对新法，称病不上班；
“死”指唐介；
“苦”指参知政事赵拤，每见一个新法出台，就叫苦数十次。
　　这五个字，活生生体现出当时高层领导对变法的心态。
　　六月，御史中丞（监察部长）吕诲上书弹劾王安石，说：“误天下苍生，必此人也。
”神宗立即退回奏折，吕诲只得请求离开京城。
　　均输法颁布不久，知谏院事（高级监察官员）范纯仁（范仲淹之子）上书说，王安石乱变法度，威胁民众生存，要求罢免王安石。
神宗把范纯仁贬到成都地区当一把手。
　　九月，青苗法颁布过程中，翰林学士司马光在神宗面前同吕惠卿展开激烈争论。
司马光坚决反对青苗法，神宗没有采纳司马光的意见。
　　十月，三朝旧臣宰相富弼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求罢相，神宗随后把陈升之补为宰相。
　　熙宁三年（1070）二月，韩琦在河北安抚使（河北东南地区军事负责人）任上上书批评青苗法，击中了青苗法要害。
他说：“兴利之臣（捞钱的官）纷纷四出。
条文虽禁止抑配（强迫贷款），但倘不抑配，上户（富人）必然不愿借，下户则借时甚易，还时甚难，将来必有同保均赔之弊（同一保甲的人都赔）。
”　　同时，在青州（山东益都）任地方官的欧阳修，以及富弼，都上书反对青苗法。
　　当时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状况：在朝中，反对新法的人无法立足，出外当地方官，而新法要靠地方官落实，他们就在地方上阻挠新法。
　　神宗看到韩琦奏折，感慨不已。
他说：“开始觉得青苗法是利民的，未曾想害民如此。
”于是下令暂停青苗法。
王安石见状，称病不出。
神宗犹豫几天又恢复青苗法，请王安石上班。
　　由于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都是口碑甚佳的元老，并且是庆历年间的改革派，他们的行动，带起一大批官员阻挠新法。
一度主张改革的苏轼也请求外放，同改革派划清界限。
御史中丞吕公著上书质问说：“难道这些贤哲都变成小人了吗？
”吕公著立即被罢职外放。
　　此时，朝廷中盛传王安石向神宗提出了“三不足”的口号，即“天变不足畏（害怕），祖宗不足法（效法），人言不足恤（忧虑）”。
传播者的意
当然，这三句话引起朝官普遍质疑，当时主持翰林院考试的司马光，还以这三句话出了一道考题，要求考生做一篇时政论文，驳斥“三不足”。
这个考题在送审时被神宗压住，要求另出其他考题。
　　其实，王安石并没有明确而集中地向神宗提出过“三不足”这样的语句，但他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的确分别表述过这三句话的意思。
保守派的集中概括，恰好是王安石的写照，体现了王安石的政治哲学。
　　神宗压下了司马光的考题，询问王安石：“闻有‘三不足’之说否？
”王安石回答：“不闻。
”但是王安石接着就引经据典，证明“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于古有据，鼓励神宗顶住各方压力坚持变法。
至于“天变不足畏”这句话，王安石没有直接肯定，这是考虑到朝廷上下的氛围，留有余地。
实际上，王安石说过类似的话。
　　司马光反对新法未果，请求离开京师到洛阳担任一个闲官，以便集中精力完成策划已久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获神宗批准。
　　应该感谢历史，给了司马光十几年落寞的空闲，让他不问世事，尽全力完成这部震烁古今的历史名著。
不然的话，我们今天该有多大遗憾？
　　此际，宰相曾公亮和参知政事赵也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相继辞职。
　　不仅朝官指责新法，京师的商人也向朝廷告状说，实行市易法之后，市易司为了赚钱，垄断货源，哄抬物价。
市易司卖什么什么就贵，“卖梳朴，梳朴贵；
卖芝麻，芝麻贵”。
枢密使文彦博则上书说，市易司连水果买卖都要垄断，“分取牙利”，意思是连很小的利都要剥夺。
　　神宗后院也起了火。
他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和生母高太后，听说民间最苦青苗法，加入战团，流着眼泪对神宗说王安石乱天下，建议让王安石“出之于外”。
神宗的两个弟弟也劝神宗废掉新法。
　　熙宁七年（1074）四月，王安石提拔的一个叫郑侠的城门监守官，绘制了一幅《流民
郑侠说，他负责看守城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卖儿卖女，拆屋砍树，流离失所，充塞道路，实在看不下去，于是把这些
　　神宗看了《流民
神宗再三挽留无效，同年四月批准王安石出任江宁府知府。
　　这是王安石第一次罢相。
王安石推荐韩绛为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延续改革。
再看第二波。
　　出乎意料的是，王安石一离开，改革派就闹起了内讧。
韩绛、吕惠卿、邓绾等人争权夺利，不可开交。
　　吕惠卿一伙为了长期独揽大权，竟在神宗面前诬告王安石背着皇帝搞阴谋，甚至指使人把王安石牵连到一个谋反大案中，企
　　吕惠卿等人的行径令人发指，他们也是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为何相煎如此之急？
看来，变法的光环掩不住人性的黑暗。
这些人为了攫取利益，阴狠贼毒，背信弃义，连做人的底线都丢得干干净净，自然会影响到新法的公正。
后世有人批评王安石书生意气，有眼无珠，用人不当，是恰切的。
　　另一些变法派官员如曾布、魏继宗等人为了争权，也彼此竞相告发，说主持市易司的吕嘉问等人垄断市场，“贱买贵卖”，“多多收息以干赏”，“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
综合各方面因素判断，这些话基本上是实情。
　　变法阵营闹得如此不可收拾，神宗只好在熙宁八年（1075）二月再度启用王安石。
王安石恢复宰相职位之后，吕惠卿向富商“借钱”以低价在苏州大量购买良田的腐败行径遭到追究，章则因勾结吕惠卿而出朝，韩绛的宰相一职也罢免了。
　　但是，对王安石的另一重大打击接踵而来。
他的爱子兼事业助手王雱与吕惠卿恶斗，私下搞小动作，企
王雱失去了神宗的信任，愤懑之极，疽发而死，王安石悲痛万分。
　　身处逆境的吕惠卿困兽犹斗，把王安石早先写给他的私信呈送给神宗，有的信上注明“千万不要让皇上知道”等密语。
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渐渐冷淡了。
　　日益消沉的王安石于熙宁九年（1076）再度辞职，回到江宁隐居。
　　王安石退居江宁之后，神宗继续主持改革，还是做了一点事情。
主要是改革了北宋混乱的官制，加强了军事训练。
但他又扩大了国家专卖范围，继续从民间敛钱，纯属短期行为。
　　元丰年间，神宗两次对西夏开战，遭到惨败，心情抑郁一病不起，于元丰八年（1085）三月去世，熙宁变法到此结束。
他的儿子赵煦继承皇位时还不满10岁，是为宋哲宗。
　　神宗去世之际，司马光由洛阳返回京城参加皇帝葬礼，京城百姓在街头拦住司马光说：“请先生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皇帝，救救百姓吧！”司马光感到恐惧不安，坚决返回洛阳。
　　这时，神宗的母亲高太后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召回司马光主持中央工作。
反对新法的人物重新上台，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相继出任宰相，新法全部废除。
其实，新法中有一部分还是可以继续改进实施的。
司马光虽然写了《资治通鉴》，对于政治操作还是不甚明了，国家哪经得起这样的大折腾？
　　神宗去世的第二年，即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在悲愤中辞世，时年66岁。
　　王安石去世前两年，害了一场大病。
病愈之后，他把自己的房产“半山园”和田产都捐给佛寺，另在秦淮河畔租了一个小院居住，一直到去世。
当时有人感慨地说，身为宰相，却住在这样的寒舍里，那些大搞豪华装修的官员难道不觉得惭愧吗？
　　王安石去世之后，司马光提出建议，“朝廷宜优加厚礼”，没搞批倒批臭，堪称古君子之风。
朝廷委派文豪苏轼写了一篇悼词，称王安石“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
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倒也符合实际。
邓广铭说，这几句“全是赞扬，不含贬义。
”　　王安石去世之后5个月，司马光也去世了，时年68岁。
成果与问题短短十几年，神宗和王安石实施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变法，无疑操之太急。
就变法效果来看，则是问题很多。
　　经过一番变法，朝廷财富急剧增加，要新建52座仓库来存放王安石敛财所得的钱粮绸绢。
北宋财政收支扭亏为盈。
　　熙宁年间，各地兴修水利设施1万多处，灌溉农田36万多亩。
其中江苏、浙江一带兴修水利最多，达1980处，灌溉农田10.4万亩。
各地还开发了不少荒地和淤田，仅滹沱河两岸就得田1万顷。
这些农田水利建设，有相当一部分是从王安石变法之前就开始的，不应该完全算到王安石的头上。
　　在军事上，为了斩断西夏“右臂”，熙宁五年（1072）和六年（1073），王安石力挺王韶率领军队，在甘肃、青海一带攻击吐蕃，获取五州，史称熙河之役。
这是北宋少见的对外作战的胜利。
实际上，这是对弱小敌手的小胜，王韶攻占的地盘，不过是甘肃省的一个小角。
　　
　　但是，当宋军形成对西夏的包围态势，于神宗元丰四年（1081）和五年（1082）两次进攻西夏时，却两遭惨败，军队伤亡60万人，损失极重。
强兵目标并未实现。
　　王安石的最大问题，是依靠加重集权和政府包办的方法解决财政困境，不可抑制地走上了剥夺民间财富的路径，大大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从王安石采用的一些措施中，看得出唐朝刘晏的影子。
但是，两人相比，刘晏的市场因素更多一点，王安石则偏好集权。
国库倒一时充盈了，民众却叫苦不迭。
王安石说自己的本意是“摧抑兼并，均济贫乏”，也就是打击强势阶层，扶助弱势群体。
但各种政策到了官员手中，发生大规模扭曲，结果是豪强固然受到打击，弱势群体却更加弱势。
郑侠的《流民
　　变法派和反变法派的斗争，本质上是政策性分歧。
　　变法派好大喜功，为了富国强兵，既掠夺上等户的利益，也加剧盘剥下等户，全面得罪。
反变法派因循守常，既保护上等户利益，也反对给穷人增加负担。
两派各有长短。
　　随着矛盾加深，两派产生很多私人仇隙，相互报复，导致高层斗争愈演愈烈，直至不可收拾。
有人说，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个泰斗级人物因变法决裂，形同水火，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到后来，两派完全丧失了理性与伦理的约束，各自向着黑暗的深渊跌落，像野兽一样互相撕咬。
　　神宗的母亲高太后执政9年铲除新法之后，19岁的哲宗亲政，又来个180度大转弯，恢复新法。
王安石一派的章惇担任宰相，提出要把司马光的坟墓掘开，鞭尸暴骨，同时残酷打击反变法派的官员及其子女。
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赵佶即位（徽宗），由向太后垂帘听政。
向太后仇恨新法，第三次180度大转弯，下诏恢复司马光原职，并把变法派全部赶出朝廷。
向太后执政一年病逝之后，徽宗重用早年的变法派蔡京，第四次180度大转弯，把司马光、苏轼等120人定为奸党，由徽宗亲自书写奸党名字刻在石碑上，立于朝廷大门外，算是铁案，永远不能翻。
后来更演变为闹剧，蔡京把一部分不属于自己死党的变法派如章惇也列入打击对象，将反变法派和部分变法派定为邪党，共309人，名字刻在石碑上。
就这样，每折腾一次，北宋的元气就衰竭一次，直到病入膏肓，这都是后话了。
　　王安石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可惜他这个愿望最后也未能实现。
学者叶檀撰文说，王安石理财，短期满足了国库所需，但它所产生的弊病，则造成了更为深远的负面作用。
从历史上看，政府高度垄断所得越多，对整体经济的长期发展越不利，越容易形成政府对经济集权的依赖。
　　王安石就是在这里跌的跤，也就是说，这是王安石变法真正的悲剧所在。

参考：
我也不明白。

参考：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
宋仁宗时进士。
曾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等地方官，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了解得最清楚。
他在《浪淘沙令》中寄托着自己的感慨和理想：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
一为钓叟一耕佣。
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
兴亡只在谈笑中。
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他发现了弱宋的秘密，“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为善”他有矫世变俗之志，决心对政治有所“改易更革”。
神宗时，他又上书指出当时在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神宗特拔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从此得以推行新法。
王安石此时：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残阳里，背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王安石前脚表现出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后脚右谏议大夫司马光指责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劝他停止变法。
由于新法遭到不断的反对，被废除。
王安石罢相，退隐江宁“半山园”，渡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
王安石慨叹：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
爱闲能有几人来？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
作者带着自己内心的惆怅与不平病卒。

参考：
王安石要活到宋徽宗时期，就能阻止女真南下了。
谁叫他死这么早的，你说他不负主要责任，谁负主要责任。
当然这是开玩笑。
其实关键就是王安石变法，触动了士大夫阶层的利益。
于是为了防止再有人这么干，掌握舆论的士大夫阶层诋毁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