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与《郭店楚墓竹简》对尧舜禹的记载为何是两种说法

“《竹书纪年》与《郭店楚墓竹简》对尧舜禹的记载，为何是两种说法？
”
在此之前，我们绝大多数人还是比较认同尧舜禹禅让这种传位方式说法的。
比如说，《竹书纪年》是在西晋时期发现的，也就是说在西晋以后，中国社会已经知道尧舜禹传位，有个血淋淋的一个记载，而不是什么和平的禅让制。
但是，尽管有这样一个记载，也没有被社会接受，问题就出在这里。
所以1993年在湖北郭店发现了。
《郭店楚墓主书》以后再次把尧舜禹传让的问题，让我们有了新的认识。
1993年10月18至24日，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对郭店一号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挖掘。
出土了很多春秋战国时代的竹简墨迹。
其中，儒家典籍有十二篇，分别为《缁衣》、《鲁穆公问子思》、《五行》、《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
郭店墓地位于湖北省沙洋县四方乡郭店村一组，南距楚故都纪南城约9公里。
《郭店楚墓竹书》所以这一批竹简的出土，可以说是楚国重要的官方文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关于尧舜禹的记载就出自《唐虞之道》。
其实，我们在怀疑或者思考《竹书纪年》和《郭店楚墓竹简》对描述与不同记载的时候，不管依据于哪一个文献的记载。
我们对于史料来源问题却并没有进行过严格的讨论，我们仅仅只停留在哪个记载这样说，哪个记载是那样说了的现象层面上。
比如说，尧舜禹传位的这样一些记载，到底属于传说还是有事实依据的记载？
或者说，最早的历史文献记载到底出自西周还是西晋？
我们根据中国文字文献历史的记载来看。
关于尧舜禹的历史，基本上属于传口头文学或者口头文献。
真正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最早历史记录，严格是在西周时代甚至于在春秋时代了。
所以说，关于尧舜禹记历史的记载，基本上属于是后世对于传说的记载，并不是在尧舜禹前后一段时间里边的记载。
中国到底什么时代才开始使用文字的？
我们通过考古历史发现，在尧舜禹时代绝对是有文字，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时代，还不属于一个自觉使用文字的时代。
所以，尧舜禹时代的历史，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
尽管这个时代有文字，但是这个时代的文字尚处于小范围使用文字时代。
包括甲骨文也不属于大范围使用文字的时代。
因此，我们要说，在尧舜禹时代就用文字记录了尧舜禹传位的详细的历史，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我们看看周代初期的历史记载，是不是很详细？
更不用说商朝晚期或者商朝早期的历史有什么清晰的记载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说明我们在商朝晚期到西周初期，还处于文字逐步向大范围过渡的阶段。
因此无论你看到的关于尧舜禹的哪一种记载记载，我们都认为它的可信度还是不太高的。
因为后世的记载，我们从周代算起，至少距离那个时代也将近1000年了。
这么长的时间没有文字作为权威记载证据，只靠口头的传说，显然民间的官方的各种说法，会交织在一起的。
《郭店楚墓竹书》那么尧舜禹的帝位传位到底是和平的禅让，还是有惊心动魄的政治争夺？
我们从产生这些记载的时代来看，也就是春秋晚期到战国初这一段时间，中国的历史状况是各种学说纷纷兴起，形成了百家争鸣思想自由的局面。
尧舜禹时代春秋战国的学者是没有办法知道真实情况，而春秋战国时代真实的现实历史是比较清晰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西周或者周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伟大朝代，但是这个朝代，在西周时期还是比较高度集中统一的，也就是中央王朝有很高的权威的，但是到了西周后期，中央王朝的权威是不断有所下降的。
因此产生了春秋五霸，经过三家分晋，又产生了两个新的大国魏和赵，形成战国七雄的后周局面。
在将近250年的战国时代，秦国作为最强大的七国之一，首先剥夺了周王朝的权威。
从此，加快了七国谁来统一的序幕，最终在秦始皇手中完成了国家新的统一。
那么在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这是一段时间里边，中国社会对尧舜禹的认知是怎么样的呢？
现实中的王位传递又是什么样的呢？
现代古文献发掘的资料里边，比如说甲骨文里边我们找不到尧舜禹。
所以有一个问题前提必须要探讨清楚：就是中国什么时候用文字来记载历史的？
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很多问题我们就会有越说越糊涂了。
尽管《郭店楚墓竹简》的著作时间要比《竹书纪年》早，但是他们所依据的历史事实都不是很充分，因此，就有比较大的记载上的差异，差异的来源，我认为主要还是在于，关于尧舜禹时代的历史，都不是尧舜禹时代记载下来的，而是后世用文字对尧舜禹时代口头文学记载的转换。
这些记载，很大程度上都是从传说中得来的，那么这些传说也就有不同的传说来源，比如说民间和官方。
因此，对尧舜禹的记载当然会有不同的观点甚至于不同的所谓的“事实”的描述。
《郭店楚墓竹书》比如说《竹书纪年》对尧舜禹的帝位的传位是互相争夺而得到的。
而《郭店楚墓竹简》对尧舜禹的帝位传位却是禅让得到的。
这两种帝位传位方式，显然有着巨大的政治差异和事实差异的。
因为这两种帝位的传位方式毕竟是非常矛盾的。
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理想，也是用完全不一样的“事实陈述”出来的，因此这两种说法确实值得推敲。
那么，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对尧舜禹传位到底都是怎么看的？
我们还是看看历史上诸子百家是怎么说的。
最早有“禅让”记载的文献是《尚书》。
其中《尧典》中有“尧舜禅让”，《大禹谟》有“舜禹禅让”的记载。
这是中国最早的文献对于禅让的记载，但是，问题是《尚书》后来又遭受到古代学者的怀疑，认为是晋代学者伪造的，或者有一部分是伪造的内容。
但是，值得我们怀疑的是，假如说《尚书》是伪造的，但是《墨子》也记载了尧舜禹禅让的事。
所以《尚书》之外，还有《论语》和《孟子》等也提到“尧舜禅让”。
万章问孟子：“尧以天下与舜，有诸？
”他回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万章又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孟子说：“天与之。
”在《孟子-万章》当中，好像孟子也不承认有尧舜禹禅让的事情。
庄子在《让王》中举了很多禅让被推辞的故事，比如尧让许由，舜让善卷。
他还认为尧舜禅让埋下了千年的祸端，千年之后一定会发生人吃人现象。
在这里，庄子显然认为有尧舜禹禅让的事实，但是他对禅让是持批判态度的。
这是一种政治批判，但是并不表示否认“事实”。
荀子是战国晚期的诸子百家之一，他对于禅让表示怀疑。
《荀子·正论》说“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直接认为禅让为无稽之谈。
《战国策》公孙衍对张仪说，建议魏惠王传位张仪，《战国策》说秦孝公想传位商鞅，但这几次禅让都没有真正成功，原因当然也很简单，王位岂可轻易授予他人哉？
《吕氏春秋》说魏惠王想传位惠施。
《史记·燕世家》，燕王哙受到策士苏代、鹿毛寿等人的鼓动，把王位让给相国子之。
结果国家被治理得一团糟，将军市被和燕王哙太子平攻打子之，反而双双阵亡。
齐宣王趁火打劫，子之、燕王哙都被杀死。
燕王哙和子之的身死国灭，代表着禅让实践的破产。
这就是战国时代对于禅让制度的批判和实践，但不论是批判还是实践，一个铁的事实就是，禅让在战国时代，确实是没有真正成为一个政治实现。
《郭店楚墓竹书》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赵雍禅让给儿子赵惠文王赵何，自称主父。
主父欲封公子章为代王，
我们从秦始皇之前的这些资料看，历史反映出来的事实是，对于禅让这个政治话题，古人的态度并不确切。
到底是有这个事儿还是没有这个事儿，实际上是有不同态度的。
这些不同的态度，当然都不是伪造事实，而是自己政治思想的一种表达。
而这些思想，是不是建立在准确的事实基础上的？
他们当然没有肯定的回答，这就会产生不同的想象或者自己的判断。
那么，我们从战国时代的所谓的禅让实践看，禅让应该既有历史的记载，也有历史实践的事实。
毕竟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种影响之深远不是几百年，而是几千年。
从尧舜禹时代到战国时代，也没有到几千年的时间，所以，一切关于尧舜禹禅让的说法都不会是空穴来风的。
在这里，我想说的意见就是，我们可能把“古代”和“现代”的制度混为一谈了，或者说用现代的制度去怀疑古人的制度，或者用古人的制度来否定现代的制度。
因此，这就是一种错误时空的历史观造成的不同的说法，因此，我们来说，到底尧舜禹时代有没有禅让制，这是一个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问题，任何断然认为有或者没有，我认为都太过于武断了。
那么，在《竹书纪年》和《郭店楚墓竹简》对于尧舜禹禅让有不同的记载当然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值得一提的是，不论《竹书纪年》还是《郭店楚墓竹简》，这两个文献都产生在战国时代，只是因为一个被发现是在西晋时代，一个被发现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曾乙侯楚墓竹书》西晋发现的《竹书纪年》到底是被篡改过的资料，还是没有篡改过的？
今天看来，已经不是非常重要了，因为我们从事实来看，在《竹书纪年》之前，关于尧舜禹的帝位是不是禅让，先秦的诸子百家已经有不同的说法了。
那么，无论是《竹书纪年》还是《郭店楚墓竹简》在历史资料的绝对真实性上，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研究历史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去伪存真。
但是，非常困难。
比如说《竹书纪年》中关于穆天子的记载，很多都有一定的神话色彩，难道我们也值得相信这些记载吗？
尽信古人不如无书。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是，尽管事实需要观点，但是，我们不能用观点来代替事实。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历史事实和你的历史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
但是无论是在战国时代，还是到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关于尧舜禹到底有没有禅让，仍然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做研究的一个问题。
这是因为：第一，历史上所有的记载，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最早的？
第二，到底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存在过一个禅让的时代？
然后从帝位禅让时代又发展为私有化的帝位嫡传时代了？
这仍然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我们用事实清楚看到的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包括西周时代，已经是一个嫡传的时代，不存在禅让这样一个政治制度的基础。
虽然在战国时代也存在过禅让的舆论和动议，但是，都没有成为真正的实现，因此来说，禅让是一个历史阶段，还是一个政治空想？
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参考：
1993年10月郭店楚墓出土了804枚竹简，其中有字简726枚，文字13000个。
里面关于尧舜禹的记载是禅让制，歌颂了仁爱、孝顺、让贤的儒家思想。
而《竹书纪年》则颠覆了人们的认知，认为尧舜禹并非禅让，而是通过野蛮的政变获得帝位，充满了阴谋和功利色彩。
不难看出，他们都加入了自已的主观思想。
《郭店楚简简》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末期，歌颂了尧舜禹的仁爱和让贤美德，肯定了贤明君主对社会的好处。
“古者尧之与舜也：闻舜孝，知其能养天下之老也；
闻舜弟，知其能嗣天下之长也；
闻舜慈乎弟xxx×xx为民主也。
故其为寞子也，甚孝；
及其为尧臣也，甚忠。
尧天下而授之，南面而王天下而甚君。
这段话的意思是：尧发现舜孝顺，可以养天下之老；
发现舜谦让，能够尊重天下之长者；
发现舜善良谦逊，可以为天下之主；
发现舜对尧忠心不二，可以把天下大权交给他。
《郭店楚简》认为：“古者圣人廿而冒，卅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治政。
四枳，耳目明衰，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
”这段话的意思是：圣人年青的时侯奋发有为，年纪大了主动退下来，将国家大权交给贤能的人接替。
尧年老后让位于舜，舜年老后让位于禹。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著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记叙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历史，史官亦称《汲冢纪年》。
是西晋整理出土《竹书纪年》的部分内容，属编年体史书，也是最早的书籍之一，十分珍贵。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汲郡(河南汲县)人有个叫不准(fou,biao)的盗墓贼盗了魏安釐王(一说是魏襄王)的墓，“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
由于他不懂文物价值，当火把烧了一部分；
官府处置不当，又毁损了一部分。
《竹书纪年》由于深埋地下，躲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非常珍贵。
它所记载的内容更是石破天惊，颠覆了人们传统的认知，与《郭店竹简》、《史记》等文献资料相去甚远。
《竹书纪年》是这样记叙尧舜权力交接的：“昔尧德衰，为舜所囚。
舜囚尧，复堰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意思是说尧要传子丹朱，被舜发动政变囚禁致死。
后来禹如法效仿，将舜放逐到远方囚禁致死。
禹死，他的儿子启继位。
益密谋夺位，被启杀死。
《竹书纪年》还记载了伊尹篡位，太甲杀伊尹的事件；
纣王囚周文王不是因为崇侯虎进谗言，而是周文王与纣王发生武装冲突，败而被俘；
周武王趁商纣王征东夷偷袭都城朝歌，灭商代周；
周平王东迁，与携王并立；
共和元年，不是周公、召公联合执政，而是诸侯国共伯和代周天子执政，而称共和行政。
为什么《郭店楚简》和巜竹书纪年》记载不一样呢？
虽然他们早于太史公的巜史记》，更接近于尧舜禹时代，但是离尧舜禹时代毕竟还很遥远，他们的记载或多或少溶入了自已的主观思想。
儒家按理想治国，强调礼义仁智信，因此他们想象中的尧舜禹都是贤明的君主、道德的圣人。
《竹书纪年》是魏国史官所记，魏国属于三晋之地，魏国的读书人走的都是讴歌机诈权变、鄙视仁义道德的“法家路线”。
他们认为在社会上只有谋略最值得推崇，不论手段如何，取胜才是关键，其它都是幼稚可笑的。
因此，他们笔下的尧舜禹都是权谋高手，其政权更迭充满血腥。
到底哪一种记载更为真实，除了要依赖更多的考古资料，还要有一种辩正的观点看问题。
只有不懈努力探索，去伪存真，才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参考：
不同的人记同一件事，往往南辕北辙。
《竹书纪年》与《史记》也不同，但经过对山西陶寺遗址的发掘，似乎己证明《竹书纪年》中记载的“舜囚禁尧，夺取帝位”可能更准确。
山西陶寺遗址据认为就是尧舜之都，发现了史书记载尧发明了节气历法的天文台，并通过了现代天文学的验证。
舜帝一族夺位后几代，终遭到尧帝一族的报复，尧帝一族掘开几代舜帝陵墓大肆破坏，并虐杀舜帝一族。
后来尧帝一族又遭到外族入侵而衰亡。
显然舜帝也没有禅位给禹，禹的部族只是尧、舜两族衰亡后，另外掘起的部族。

参考：
屁股决定脑袋，人戴的眼镜不同，世界的颜色就不同；
观察的角度不同，看的故事也不同。
善良人眼中皆是善，恶人眼里皆是恶。
两
阴谋论者说《竹书纪年》比《尚书》早，《竹书纪年》记录的内容比较可信；
但新出土的《郭店楚木竹简》比《竹书纪年》还早，他们却说这都是儒家篡改历史??????。
只能说仁者见仁，恶者只信恶了。
《竹书纪年》成于篡权夺位的魏氏，出土于也是靠占了曹家江山的司马氏，善人出善果，恶人出恶言，应我那句话了:“善者眼里皆是善，恶者眼里都是恶。
”现在言论自由，百家争鸣，可世上本就什么鸟都有，叫的声音是千奇百怪，让一只乌鸦学夜莺它叫出来的声音还是难听；
多美的曲调一只破锣也敲不出雅乐来。
脑子异类的总是有，会叫的鸟也是什么声音都有，恶鸟是叫不出好声音的！不是有一些还为秦桧喊冤吗，说秦桧是大忠臣。
习惯了就好，一样水土养百种人，善恶皆本性，动物界本来就没有是非观念，我们也不能搞文字狱，只能顺其自然吧！
参考：
宁可相信战国官方的史书记载，也不要相信儒生的记录！这属于做学问的常识。
《竹书纪年》这本书可是官方的史书。
三晋官方的史书还是非常严格的。
因为还传承着董狐当着赵盾的面说并记录史书，赵盾弑主。
赵盾自我辩解一番。
不成也没敢把他怎么样。
所以这个传承下来的史书是更加可信的。
《郭店梦墓竹简》的看来是儒家的这些资料，应该是个儒生搞出来的。
如果是这样，那个这个史书资料就是绝不可信的。
因为自从孔二开始，儒家就用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来篡改史料。
。
儒家最崇拜的所谓《春秋》也没有记录两次弒杀国君的庆父(这段历史成为一个成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所以儒家对于大的历史资料，如果和他们的理念不相同，他们都会加以篡改。
所以应该相信秉笔直书的官方历史书籍。
也就是《竹书纪年》。

参考：
这个问题我来抢答查一查《竹书纪年》与《郭店梦墓竹简》这两本书的记载，你会发现这两本书，均著于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同一时期，为何会出现不同的理念？
这个还要从不同的认知，或者说当时儒家心态说起。
《竹书纪年》可信度有多高？
《竹书纪年》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史官所编写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它上边记载的上古时期的尧舜禹等等之间，皇位的禅让皆为勾心斗角，甚至是杀戮逼宫而来，让人感觉上古时期的人颇为野蛮，但是若是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这正是人性的体现，既然有战争，就有人性上的贪婪，我相信无论人类怎么进化，贪婪总是存在的，因为这正是生物内心的潜意识存在，能够有吃有喝，有交配权就行，从原始的黑猩猩、猴子，甚至狼群都可以看的出来的，而且小编始终相信，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圣人存在，纵然是有，也是相对性的，孔子都随身带着佩剑，想来随身配着刀剑的人，和你阐述儒家大道理，你敢不点头吗？
在这里我对《竹书纪年》当中所言的尧舜禹帝位的交替，并不简单。
《郭店梦墓竹简》可信度多高？
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都极力渲染自己所属教派的好处，这其中儒家之所以深得人们的追捧，那是因为建立在道德的制高点，尤其是深得弱势群体的喜欢，而在皇权方面，儒家的治国思想也是深得统治者们的认可，但是却出来了个异数，那就是秦国，秦国是法家治国，但是法家治国治军的话，这个国家就富有侵略性，而且法家治军的话，这个国家的军队便犹如虎狼之师，所以在整个七国争霸之中，秦国就像一颗耀眼的明星，碾压六国，但是由于法家治国，出了很多弊端，容易激起弱势群体的反叛，毕竟刑法太苛刻了，若有人煽动，则瞬间成长，秦末刘邦项羽、陈胜吴广便是例子。
那么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时，人们往往都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教义，尽量美化自己，而《竹书纪年》则是反其道而行，侧面说明《竹书纪年》可信度更大，而《郭店梦墓竹简》则更像是一则广告宣传。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

参考：
郭店楚简大部分是儒家典籍。
十六篇先秦时期的文献，道家典籍三篇，儒家典籍为十二篇。
这些儒家典籍当然写的是理想化的社会。
竹书纪年写的是现实社会。
儒家文化的追求只是追求，儒家思想的向往社会，从古至今都没有实现过。
即使在儒家思想发达的封建社会也没有实现过，别说在物资匮乏还存在人吃人，到处是奴隶的石器时代原始社会。
殷商被考古发现还存在吃人肉，加工人骨工具，大量人殉祭祀。
真不知道儒家的理想上古时代到底在哪里。

参考：
这么说吧！到目前为止，竹书记年的内容只是符合了现代人的阴谋论思想，才被吹捧为“真正的历史”，更有逗逼的民科用竹书记年里的几句话，或者几个字来质疑，或者说创造历史，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不如他啦，中国人祖先来自中亚或者非洲甚至欧洲啦！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说法叫“孤证不立”，换句话说，你的理论，记载，如果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证据，人们可以不采信，因为证据太薄弱。
目前看来，竹书记年就是典型的孤证。
根本没有其他文字记载印证，或者说确认了竹书记年的记载。
所以说，竹书记年里的东西看看就得了，盲目相信，或者像某些民科似的在一个孤证上随意展开想象力，都是扯淡呢
参考：
事物都有两面性，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会有不同的结果。
所以，屁股决定大脑
参考：
禅让制是人类在进入父系氏族原始部落时期必须要经历的制度，因为当时人类社会自身虽然产生了生产产品剩余，但生产力依然低下，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足，最关键的是人口密度的增大导致了部落间的战争危机越来越大，部落必须要选择一个能力最强，最有公信力的人做部落领袖，以保证其抵御和扩张的能力。
从印第安人族长和古游牧部落首领的类似选择方式也可以认证这一点。
至于说尧舜禹是否是主动培养禅让还是年纪大了被动禅让，我认为并无实际意义。

参考：
两本书谁说得准，其实就是史学家与政客说话可信度的比较，在中国不得不相信越靠近现代史学家越没骨气，史书越可度越低，大统一的王朝，对思想控制会比较强，可信度更差，即使司马迁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