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明英宗为什么要杀死于谦

明英宗朱祁镇杀死救时名臣于谦，原因其实就一个字：蠢。
↑明英宗朱祁镇是个很蠢的皇帝↑当年明月在写《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曾经用了很重的笔墨篇幅写了朱祁镇，尤其是夸赞朱祁镇有一种独特的
很多读者听完朱祁镇的故事之后，都觉得此人真是一个好人，只不过很倒霉罢了。
然而，纵观整个明朝历史，明英宗可完全谈不上“英”这个词，他不配。
就看诛杀于谦这件事吧。
当时于谦的
同时，于谦朝堂上强烈主战，声称：“主张南迁的人，应该斩首！京师乃天下之根本，一旦迁都，就会变成第二个南宋了”他义正言辞，说服了当时监国的郕王朱祁钰，但也因此得罪了一大批投降派官僚。
比如著名的投降派徐有贞，在朝堂上声称夜观星象，天命已去，只有南迁才能避祸，弄得群臣人心惶惶，于谦上面那句话，直接打脸徐有贞，从此徐有贞成为被大家嘲笑的对象，是胆小鬼，是投降派的代表。
尤其是北京保卫战成功之后，徐有贞更是断了前途。
↑徐有贞是害死于谦的直接凶手↑但小人的最大特点就是能折腾，脸皮厚，徐有贞通过讨好大学士陈循（此人也是主战派，但明显不是于谦那种清廉之人），得以升迁。
徐有贞还特意拉拢于谦门人，于谦不知内情，但他还是替徐有贞说话了，奏请景帝朱祁钰让徐有贞担任国子监祭酒。
于谦之所以这么做，绝不是因为他接受了徐有贞的贿赂，而是他打心眼里就不认为徐有贞有多坏，尽管徐有贞提议迁都逃命，但当时情况危急，有这种想法也是人之常情。
可朱祁钰不干了，他对徐有贞印象深刻，反问于谦：“这家伙就是提议南迁的那个徐有贞吧，不是什么好人！” 朱祁钰的判断是对的，徐有贞真的不是什么好人。
↑朱祁钰一直信任于谦，和于谦的君臣关系相处融洽↑景泰八年，景帝朱祁钰病重，当时太子已死，而朱祁钰无后，身后事成为最敏感的话题，徐有贞和石亨等人搞了一次政治投机，策划了夺门之变。
那么，于谦呢？
夺门之变这一晚，于谦在干什么？
实际上，于谦几乎是第一批得知此事的大臣，当时于谦的儿子于冕跑来告诉于谦明英宗复辟时，于冕吓得语无伦次，于谦并没有做出任何实际行动，而是严厉警告儿子：“小子何知国家大事？
自有天命，汝第去！” 明英宗朱祁镇不知道的是，于谦在朱祁钰病重期间，不断游说让朱祁钰复立沂王朱见深，也就是朱祁镇的儿子，曾经的太子。
毫无疑问，于谦绝不是什么景帝死党，他心里装的只有国家社稷，只有苍生祸福。
所以夺门之变后，于谦就当什么事没发生，他其实已经预料到，因为他当初在支持朱祁钰称帝时出了大力，如果朱祁镇心眼小，怪罪于他，他迟早会获罪甚至死亡。
↑明英宗朱祁镇比较重感情，但绝不是好皇帝↑果然，就在第五天，明英宗朱祁镇就要杀了于谦。
然而明英宗朱祁镇对于谦印象并不差，大明江山毕竟是于谦保下来的啊，可徐有贞却一定要于谦死，于是在朱祁镇犹豫表示：“于谦毕竟对国家有功啊”，可徐有贞回复了一句：“不杀于谦，此举无名”。
徐有贞的逻辑陷阱是：于谦意欲谋反，谋谁的反呢？
当然是阻止朱祁镇继位，谋朱祁镇的反。
可是这个逻辑的致命点在于，于谦谋反是为谁呢？
为他自己吗？
当然不是！因为当时朱祁钰还活着而且宠信于谦，那么于谦想在朱祁钰死后自立为帝？
这在明朝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徐有贞通过这个逻辑陷阱是想暗示：朱祁钰继位不合法统，而明英宗朱祁镇夺门有理。
朱祁镇夺门有理，徐有贞们当然就有天大的拥立之功了。
如此矛盾漏洞百出的逻辑，竟然把明英宗朱祁镇绕晕了，直到很久以后，李贤找机会向朱祁镇指出：“您被徐有贞骗了！”↑明英宗发现自己成为徐有贞们眼里的傻子后，再也不提夺门之事了↑明英宗还听不明白。
李贤不得不把话说得更清楚些；
“景帝朱祁钰病重不治，又没有儿子，帝位空悬，那么唯一具备太子资格的，当然就是太上皇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朱见深当时才十岁，他如果继位，不就相当于让朱祁镇继位吗？
何况还有孙太后可以主持大局啊！！皇位还能旁落吗？
” 李贤继续打脸明英宗朱祁镇：“相反，夺门之变不但不必要，反而是最具风险的路，那晚要是出任何意外，太上皇您轻则被废黜皇室身份，重则当场暴毙，还会连累子孙！” 李贤没有进一步说出的是，当时于谦掌管兵部，兼总督军务，牢牢控制京城兵权，于冕跑来告诉于谦夺门之变的时候，以于谦的能力和权力，完全能够扑灭叛乱，还能把朱祁镇徐有贞等人肉体消灭，因为朱祁钰当时可是活着的，是正宗的事实上的皇帝，朱祁镇凭什么去反？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却是民族脊梁↑可是于谦什么都没做，当做没事似的，显示出高超的政治智慧，以及不顾
于谦默认了既定事实，因为他扶立朱见深的目的就是让朱祁镇复位啊，他不是为了朱祁镇，不是为了朱祁钰，他更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天下苍生！为了国家社稷。
可惜，明英宗朱祁镇太蠢，真的太蠢，被徐有贞忽悠的很惨，最终害死了一代名臣良相于谦。
徐有贞坏，朱祁镇蠢，最终公正不阿，清廉克己的于谦却被残酷杀害，但历史最终是公正的，于谦永垂青史！杏卷不朽！
参考：
在古代，忠君爱国是知识分子的行为准则，而在很多时候，忠君与爱国又是两个概念，并不能完全划上等号。
在于谦身上就能看到，这种“君与国”不一致的矛盾，导致他身首异处。
君与国的选择“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被俘，于谦如果忠君，大明就完了；
于谦要救大明，就要拥立新君，那就是对明英宗的不忠。
当时朝廷人心涣散，许多人甚至主张南迁。
于谦坚决反对南迁，声色俱厉地说道：“言南迁者，可斩也！”于谦认为，京城是天下的根本，一旦贸然迁都，就会失去大势。
面对危局，于谦拥立明代宗主持朝政，稳定人心，同时迅速调集各地勤王之师驰援京城，抵抗蒙古。
蒙古以明英宗为要挟，逼迫于谦谈和。
于谦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为由，完全不顾明英宗生死，坚决拒绝合作。
正是在于谦等人的坚守下，又延续大明国祚近两百年。
蒙古要是像金国对宋徽宗那样，一直扣留着明英宗，那于谦的行为在当时就不会引起很大争议。
坏就坏在，蒙古将明英宗放回大明了。
明英宗回来，而明代宗又不让位，同时存在两个君，到底谁是正统，这就是一个现实问题，于谦选择了忠于明代宗。
站在大明的立场，于谦功不可没；
站在明英宗的立场，你于谦害得我好惨啊，我堂堂天子回到大明，竟然成了“高级囚犯”，日后东山再起，有果子吃。
明英宗复辟的牺牲品于谦一心报国，长期守边，家徒四壁。
但他为人耿直，明代宗在位时，用谁不用谁，都会去征询于谦的意见。
因此，有些人得不到重用，就对于谦恨之入骨。
1457年，明代宗病重。
明英宗的心腹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一看机会来了，发动“夺门之变”，拥戴明英宗复位，并马上逮捕于谦。
为了彻底打倒于谦，石亨制造不利于他的舆论，说于谦想拥立襄王为新君。
石亨咬定这个说法，请求明英宗处死于谦。
明英宗刚开始还有一点犹豫，认为于谦是有功劳的，估计当时也只是想出口恶气，罢免就算了，他也不想落得一个杀功臣的名声。
徐有贞又在明英宗的痛处撒上一把盐，说于谦不死，皇帝复辟就是出师无名。
这下就戳到明英宗最大的痛点了，没有哪个皇帝不
于是，明英宗下定决心要处死于谦。
据说，于谦死时，天空中有墨黑色的云将太阳完全遮蔽，老百姓说天都觉得于谦被冤枉了。
锦衣卫奉命抄家，发现于谦家里没有任何财产，都忍不住流泪。
于谦之死，是继岳飞之后最大的冤案，他死后，也和岳飞一样葬在西湖边。
直到明宪宗继位，于谦才沉冤得雪：“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先朝，茂着劳绩。
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
惟公道而自持，为机奸之所害。
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明史》”于谦被害的根本原因，是他触碰了皇家最大的禁忌，也就是皇位继承问题。
虽然粉身碎骨，终留清白在人间。

参考：
为了杀害于谦，石亨等人编造了不实之词，诬陷于谦有拥立藩王之心。
可以肯定地说，明英宗并非昏君，也非残暴君主，他之所以接纳了石亨等人对于谦的处理意见，其背后确实存在一些难以把握的政治因素。
导致于谦之死的原因，既有景泰帝在继承人问题上的自私和游移不定，也有石亨等人的
最关键的一点是，为了让明英宗的复辟合法化，于谦的血是最好的“漂白剂”。
继承人问题，为景泰帝后期执政埋下巨大危机于谦之死的最直接原因，就是明英宗的复辟。
假如没有“夺门之变”，大明柱石于谦不可能蒙冤受难。
其实，明英宗复辟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是景泰帝在继承人问题上的自私和游移，酿成了悲剧。
景泰帝（明代宗）和明英宗，是明宣宗朱瞻基仅有的两个儿子。
在土木堡事变后，于谦等人拥立朱祁钰为帝（景泰帝），明英宗被从蒙古迎回后，囚禁于南宫。
此时，大明帝国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皇帝是景泰帝朱祁钰，太子却是明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朱见深在明英宗被俘前就被立为太子）。
后来，景泰帝不顾反对，废了太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这才回归到“父子一体”。
不想朱见济不争气，早夭了！有阴谋说认为，朱见济是被害死的，没有证据，不大可信。
偏偏景泰帝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这就意味着皇帝绝嗣了。
儿子死后，景泰帝在自己健康状况不良的情况下，没有立刻确立新的继承人，这给大明的朝政带来不祥之兆。
按常规做法，景泰帝应该从近支子弟中，择一人为其子，继承他的法统。
估计这
要是从远支中选取，有点不合礼法。
估计景泰帝自己还有点不甘心，毕竟他还不到三十岁，不想将皇位让给别人。
正是在这种自私和游移之下，他迟迟没有确定继承人，给明英宗的复辟创造了机会。
野心膨胀的复辟派，抓住了机会以石亨、徐有贞和曹吉祥为首的复辟派，看到了一丝机会。
其实“复辟派”并非是他们的政治主张，而是景泰帝的失误，给朝局制造了恐慌，让这群投机派看到了机会，是一次谋
石亨等人敏锐地觉察到，一旦景泰帝驾崩，后续无人，大明帝国的国祚必将又一次转移，谁有拥立之功，对他来说就是不世功勋。
如果按照正常轨迹发展，这个拥立之功非于谦莫属，对于一个野心家来说，这当然是不能错过的机会，也是一举扳倒于谦的绝佳机会。
对于这群投机派来说，复立明英宗恐怕是最好的选择。
于谦已经被牢牢地绑定在景泰帝的战车上，事实上与明英宗难以弥合，明英宗的复位，必然造成朝局上的一次大洗牌。
徐有贞等人对于谦心怀不满可以理解，但曾经的战友石亨，为何对于谦如此不满呢？
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于谦这就是于谦
于谦是那种典型的刚正不阿，工于谋国的铮臣，这种人虽然可以承担国之重任，往往缺乏自保的手段，不善谋身。
拥立景泰帝就是一次典型的谋国不谋身，自古皇位容不得大臣染指，于谦的行为虽然拯救了大明帝国，但客观上又让他自己走到了悬崖边缘，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
但于谦的世界里，根本没有自己处境的考量，他为了帝国的未来，把自己放在了明英宗的对立面。
虽然明英宗也知道于谦这么做无可挑剔，但也改变不了两人的“私人关系”。
于谦在辅佐景泰帝期间，又过于刚直，得罪了一大批臣僚。
他取得了景泰帝的绝对信任，对他言听计从。
君臣同心对国事来说是大幸，但对于谦
长期以来，臣僚对他的弹劾和攻击一直没有间断。
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可惜于谦丝毫不为所动，依然坚定地将自己的航船，驶向冰山林立的海峡。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石亨因为受到于谦赏识，在京城保卫战中立功受赏。
石亨充满了对于谦的感激，上疏提议恩封于谦的儿子。
于谦却不领情，他大义凛然地拒绝了，石亨的马屁派到马蹄上，让他又羞又恨。
这就是于谦不善谋身的表现，光记住了国家大义，忘记了臣僚相处的微妙关系。
对于朝中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于谦更是严加打击，时间一久，他就成了孤家寡人。
巨变之前，于谦做了什么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夺门之变”这么大的政治事件，于谦为何一点觉察都没有，实在不应该。
当景泰帝面临继承人危机时，于谦为什么不出手帮助景泰帝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夺门之变”于谦毫无觉察，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石亨等人的计划并没有经过长期周密安排，很可能是短时间内的临时起意，消息根本来不及被于谦得知。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景泰帝那一段时间，健康问题比较严重，于谦更应该早早解决这个问题。
处死于谦的罪名是他企
襄王叫朱瞻墡，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弟弟，也是当时尚在世的资格最老，威望最高的王爷。
土木堡之变发生后，钱太后选中的第一人选不是景泰帝，而是襄王朱瞻墡。
接到进京诏书后，朱瞻墡并未执行，而是上疏朝廷，请立皇长子朱见深，以郕王朱祁钰为监国。
这就说明朱瞻墡不是那种有野心的人，非常有大局观。
那么景泰帝病危期间，于谦有没有拥立襄王的举动呢？
甚至有没有跟景泰帝提起立嗣的问题呢？
不知道，史书没记载，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假如景泰帝的健康问题，并非后来认为的那么严重，于谦就没必要提这件事。
也有可能于谦认为，继承人的事是个大忌讳，应该由皇帝自己决定。
甚至景泰帝已经确立了继承人，没有对外宣布而已，政变后，这个消息被封锁了。
假如有，这个继承人有没有可能是朱瞻墡呢？
很有可能。
前面说过，基于特殊情况，景泰帝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从远支中选择一人做义子，接替皇位。
要么干脆传位给他认为，有能力继承皇位的朱氏子弟，唯有明英宗一系不可能。
不过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于谦参没参与其中也不得而知。

于谦的血，漂白了“夺门之变”即便明英宗复辟成功，于谦的所作所为都是光明正大的，都是为了国家大义，明英宗又为什么非要处死他呢？
事实上，当石亨等人准备以“拥立藩王”的罪名杀害于谦时，明英宗是表示了反对的，他知道于谦不是奸臣，对大明帝国是有大贡献的。
当初，如果于谦不点头，明英宗能不能顺利被迎回，还真的不好说。
唯一遗憾的是，于谦没能协调好明英宗回归后，景泰帝与他的关系。
恐怕明英宗因此将部分怨恨，转嫁到于谦头上，也是有可能的。
显然，拥立藩王证据不足，即便有那也是景泰帝的行为，合理合法，不能怪罪于谦。
其它鸡毛蒜皮的事，更不足以成为于谦掉脑袋的罪证。
石亨等人的一句话，成了于谦走向断头的推手：于谦不死，“夺门之变”就没有合法性！这句话太有杀伤力了！“夺门之变”本质上是不合法的政变，大明帝国也因此出现了最不可思议的事，有那么几天，两位皇帝并列，一位是政变成功的明英宗，一位是躺在病床上的景泰帝。
很显然，如果不洗白“夺门之变”，明英宗将背负篡逆的罪名。
要洗白只能拿景泰帝的非法性说事，所以，景泰帝去世后（很可能是被杀），被废黜了皇帝称号。
这还不够，作为拥立景泰帝的于谦，必须被清洗。
如此，于谦就成了拥立“伪君”的奸臣，“夺门之变”就变成了正义之举，当然于谦的血，就成了最好的“漂白剂”。
回顾这段历史，于谦的死让今人都会有痛彻心扉的感觉。
一位对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一个挽狂澜于既倒的人，一个品行高洁的君子，一个中国人的千年典范，竟然死于莫须有的罪名。
于谦的死，也让大明王朝翻过了鼎盛辉煌的一页，从此走向没落！
参考：
赖有于岳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这句诗的意思很浅白，也很真实。
西湖因为有了岳飞和于谦，世间才觉得西湖的美丽。
而于谦的遭遇告诉我们，在封建社会，当官有没有功不重要，有没有能力不重要，屁股坐在哪里比什么都重要 ，比什么都重要！从这件事里也看的出来，当年赵构的作法是多么的正确。
站在皇帝的角度去考量这个问题。
于谦是必杀无疑的。
于谦让大明续命二百年，却在天下人都知道他冤枉的情况下被杀。
就在1457年明英宗复位以后立即把于谦入狱。
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斩决。
史载：天下冤之！遂溪的教谕吾豫(最混蛋的就是这样的小人）说于谦的罪应该灭族，于谦所推荐的各文武大臣都应该处死。
刑部坚持原判这才停止了。
如果说”徐有贞执意要杀于谦是泄私愤的话，明英宗这个扣门天子要杀于谦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
换言之，只要明英宗登基。
于谦的结果就只有死，有没有徐有贞，他都得死，因为他威胁到了皇帝的地位，这就是中国的传统封建政治的必然结果。
于谦缺乏政治头脑。
最大的错就是不应该接回混蛋的扣门天子明英宗朱祁镇回朝。
明英宗混蛋，那么景帝呢？
一丘之貉罢了，就凭那句”景帝闻钟鼓声，大惊，问左右曰：「于谦耶？
」既知为上皇，连声曰：「好，好。
」”可以说，假以时日，于谦早晚也得死在皇帝手里。
大明王朝皇帝杀功臣从朱元璋就是根。
对于徐有贞，石亨等人来说，他们和于谦有着“深仇大恨”他们是绝对不会允许朱见深继位的，虽然这样明英宗朱祁镇
扣门天子的丑恶行径。
朱祁镇是中国作为历史上第一个亲自做汉奸的皇帝。
他也许不懈知道，如果没有于谦，说不定大明立朝81年便成南明了。
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乏像遂溪的教谕吾豫这样的小人，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这样的人远远比徐有贞，石亨更可恶。
天下既然觉得有冤、必然也就有恨，恨谁，恨的就是徐有贞，石亨这些乱臣贼子。
而朱祁镇一个皇帝亲自喊话让自己的臣子卖国，实在也是一代奇君！对比一下朱由检自杀殉国，实在是太同情他了。
扣门天子实在是对他最好的“赞赏”！朱祁镇复辟之后给太师也先在京城修庙祈福，屠戮大明子民无数的瓦剌太师也先，居然能在京师立庙，也是千古奇观了。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
？
）还给太监王振祀之智华寺，赐祠曰精忠。
天下最滑稽的也莫过于此了。
而于谦这样的人，忠于的绝对不是大明天子，而是家国天下，社稷为重君为轻。
是于谦这样的人准则。
这样的人才是我们华夏的脊梁。
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朱祁镇杀于谦的原因就是他关心的只是他的那条命。
他的皇帝之位，他的身后之名。
朱祁镇是十分标准的昏君，但只要当皇帝，昏不昏的没有关系，我俘虏都当7年了，谁当皇帝还能昏过我，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不和亲，不纳贡，不称臣，不割地；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这句话和朱祁镇无关。
后主刘禅虽然“乐不思蜀”，但也没有扣门招降。
就这样一个混蛋皇帝，居然也能够善终。
真是老天无眼啊。
一个经历坎坷的皇帝，他的智商和能力都应该有所提高。
可偏偏这位朱祁镇是一位“只磨练不成长”混蛋、。
用最简单的话话说。
于谦是封建体制下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最后再温故一下于大人的石灰吟吧：石灰吟 于谦（明）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是于谦大人一生的真实写照。

期待你的

参考：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
明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六日，英宗皇帝朱祁镇在土木堡被瓦剌俘虏，即历史上的“土木堡之变”。
消息传到北京，朝廷大臣慌作一团。
自称精通星象的侍讲徐珵表示从星象来看应将国都迁往南京来应对时局。
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坚决反对南迁，并严厉表示主张南迁的都该杀头。
英宗母亲孙太后果断摈弃了部分朝臣的南逃主张，采纳了兵部侍郎于谦等主战派的意见，政治、军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政治上，让监国的朱祁镇弟弟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立朱祁镇之子朱见深为太子，将也先手中视为奇货可居的明英宗失去价值。
军事上，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于谦又推荐石亨总领京营兵马。
同时启用杨洪等一批军事将领，并从各地抽调兵马，充实京师，充分防范。
当年十月，也先挟持英宗经紫荆关进围北京，大战五天后，不能取胜，于是挟持英宗回到塞外大营。
明廷取得北京保卫战胜利。
“土木之变”后，特别是北京保卫战之后，于谦提出了“社稷为上，君次之”的口号，及时破除了也先挟持英宗在大同等地招摇的阴谋。
而在与明廷的决裂和对垒中，同样也使瓦剌失去了更多通过交往可以得到的利益。
至景泰元年七月，也先在内外压力和利益权衡下，决定送失去价值的英宗回北京。
但在迎回英宗的问题上，刚在皇帝宝座上尝到甜头的景泰帝朱祁钰却不舍得皇位了。
他对众大臣表示：“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
于谦则从容应对：\"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
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
”在于谦等劝解下朱祁钰只好同意迎回哥哥。
景泰元年八月十五日，英宗在被俘一年后，再次回到了北京。
他被安置到了南宫，仍被尊为太上皇。
朱祁镇在南宫七年间，景泰帝无时不防范，不但将南宫大门上锁灌铅，甚至加派锦衣卫严密看管，连食物都只能通过小洞递入。
有时候，吃穿不足，导致太上皇的原配钱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些女红，托人带出去变卖，以补家用。
为免有人联络被软禁的太上皇，景泰帝甚至把南宫附近的树木砍伐殆尽，让人无法藏匿。
景泰三年，公元1457年，朱祁钰废掉了英宗之子朱见深的太子位置，而是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于谦最终也表示同意。
只是朱见济却夭折。
朱祁镇在惊恐不安之中度过七年的软禁生涯，深受恐惧。
景泰八年正月，朱祁钰得了重病，“出宿于南郊斋宫”。
野心家石亨和徐有贞（就是在土木之变后主张南迁的徐珵）趁此机会一拍即和，阴谋搞复辟。
《明史》中“石亨谋夺门，密白于太后，许之”。
可见孙太后也为了亲儿子重回龙位发挥了作用。
正月十七日凌晨，经过精心布置之后，石亨等将英宗所住南宫大门撞开，找到英宗。
在将计划告诉英宗后，石亨、徐有贞护着英宗升奉天殿，英宗复辟，改元天顺。
这一事件，号称“夺门之变”。
英宗复辟当日，于谦与大学士王文等被下狱。
景泰帝病入膏肓时于谦就考虑景泰帝后事。
就在英宗复辟的前一日，于谦还在集文武百官议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事，他连夜写成奏章，还未及上奏，朝廷已经变天。
夺门功臣徐有贞入阁参预机务，取代于谦为兵部尚书；
石亨晋封忠国公；
张軏封太平侯；
曹吉祥为司礼太监，总督京军。
在杀于谦的问题上，英宗非英主，但不糊涂，曾经犹豫过，并表示：“谦实有功”。
他母亲孙太后（《女医明妃传》中说英宗非孙太后亲子，实则是乱说。
这个电视剧本身就是根据野史改编）作为见惯了宫廷争斗的资深老人深知于谦功绩，也劝英宗不要杀于谦。
但徐有贞进言：“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一语点中英宗要害。
所谓“无名”，意思就是说，朱祁镇这次的复位没有法理和道德上的正当性。
正中朱祁镇的要害。
徐有贞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如果不杀掉于谦，我们夺门之变就没有正当的名义。
此时于谦在朝廷的威望非同小可，又想起当年于谦不顾自己死活立景泰帝及同意废掉自己儿子太子位，朱祁镇已暗定杀心。
此时石亨等又诬于谦谋立襄王之子，遂以“迎立外藩”罪名于公元1457年2月16日，押往崇文门外斩首示众，其子于冕充军，发戍山西龙门，其妻张氏发戍山海关。
徐有贞是一个极具政治野心的人，有才无德。
南迁之议使他受尽白眼，常被同僚耻笑，长久不得升迁。
徐珵讨好陈循，寻找机会赠其玉带，并说自己以星术预见到陈循将要高升。
不久陈循果然加少保衔，大喜，因此多次推荐徐珵。
当时，人事大多由于谦定夺，徐珵学生杨宜是于谦的内亲，便拉拢杨宜向于谦游说请求担任国子监祭酒。
于谦通过宦官向景帝提及了这件事。
景泰帝对当年提议南迁的徐珵印象很不好，说：“此议南迁徐珵邪？
为人倾危，将坏诸生心术。
”认为他会教坏学生，便没有同意。
徐珵不知于谦进言之事，反而以为被其阻挠，于是怨恨更深。
陈循劝徐珵改名，徐珵由此更名徐有贞。
夺门之变后，衔恨在心的徐有贞是最想除掉于谦的人，因而在英宗尚在犹豫时，极言于谦必须死，其中不乏私心。
石亨，曾守卫大同。
也先攻大同时，他打了败仗一
于谦以其骁勇推荐他掌管五军大营。
北京保卫战期间，他是于谦的副手，为击退也先立下军功，进爵武清侯。
石亨为表示对于谦的感谢，再加上他功不及于谦但所受封赏却超过了于谦，心中惭愧，于是荐举于谦的儿子于冕，景帝召于冕赴北京。
于谦辞让，景帝不允。
于冕到北京后，于谦不但不领情，还上疏景帝，言辞恳切，指责石亨徇私：“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
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
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
”于是，石亨由恩生怨。
于谦之死，徐有贞、石亨等辈构陷是很大原因。
另外于谦不讲究官场情面也是一大方面。
后来夺门功臣为了权力相互压轧，逐渐引起朱祁镇不满。
明英宗召集阁臣李贤讨论夺门之变后的政治得失，并问李贤对石亨等人奉迎自己复位有何看法。
李贤说：“当时他们也曾
”明英宗好奇地问：“为何不可？
”李贤说，这皇位本来就是陛下您的，您再说夺门，就显得名不正言不顺，当时郕王（朱祁钰）病重，又无子嗣，大臣自然会迎您复位，又何必夺门？
石亨之辈之所以迎复陛下，说白了就是以陛下为赌注，希
那时如果景泰帝事先发觉的话，石亨之辈不足怜惜，只是不知置陛下于何地？
”明英宗听后深以为然，感叹于谦才是社稷之臣。
李贤的话至少证明了不少大臣的共识：无论自己是否夺门，皇位的正统性都是在自己这里的。
既然大臣们承认了自己的正统性，那再自己通过夺门之变复位，倒显得好像自己是篡位的一样了。
于是朱祁镇下令：“凡杀贼升职者不动，但报夺门、守门升者俱革职”。
夺门之变不出五年，先是石亨的侄子大同总兵官石彪因罪问斩，后是石亨因罪下狱，死于狱中。
徐有贞在与石亨的争斗中，先已败下阵来，流放金齿（今云南保山），削职为民，却也保全了性命。
太监曹吉祥自比魏武，谋逆事败下都察院狱，被磔于市。
成化帝初年，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谥肃愍。
万历中，改谥忠肃。
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汉族，明朝名臣、民族英雄，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
写有名诗《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明史》称赞其“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死后葬于杭州西湖，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参考：
于谦在明朝历史上，绝对可以称之为大忠臣。
“土木堡之变”后，他成功打脸了迁都南逃的朝廷投降派们，当机立断，另立新君，稳定了军心。
在“北京保卫战”中强行凑了一批备用军，横扫了如日中天的瓦剌大军。
可以说，于谦用一己之力，使得明朝没有成为第二个南宋。
但就是这样一个国之栋梁，却在明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后，含冤而死，下场令人唏嘘。
于谦之死真的是因为记仇的明英宗小肚鸡肠吗？
公元1449年，处于“极盛之天下”的大明朝，发生了一件，只能用“不可思议”来形容的事，皇帝明英宗被瓦剌人给劫走了，这场改变了大明国运的“土木堡之变”，也让这位明朝排名第二的逗逼皇帝，变成了两边烫手的山芋。
大明朝廷内部听说皇帝丢了，犹如天塌下来一样，混乱一片，在这个关键之时，于谦站了出来，做了三件事：一是当朝打死了忽悠明英宗去送死的大太监王振的亲信马顺，一举镇住那一大群贪生怕死的“南逃派”，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于谦的做法是绝对正确的，如果真的迁都南京，那么黄河以北的国土都将沦陷，重现北宋灭亡之景。
二是提出拥立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继皇帝位的建议，并得到孙太后和主要朝臣的大力支持。
第三点更是让瓦剌人一个头两个大，瓦剌太师也先想着白捡个大明皇帝，就挟持明英宗在边关游荡，想占点便宜，在听说大明朝廷早已立新君后，也先愤怒的直接攻打北京。
当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时，却惊讶的发现，明军早就列阵九门之外，一脸“来呀，老弟”的表情，就等着揍瓦剌人。
原来于谦早就力排众议，调派两京，河南备操军、备倭军等入京勤王，全力准备“京师守卫战”。
数月的血战，瓦剌大军被于谦临时拼凑的二线部队，打得落荒而逃，最终也先无可奈何之下，想把明英宗送回明朝。
于谦亲自站在城头，用大喇叭喊话：这个皇帝我们不要了，送给你们玩了。
你们明朝人怎么这样？
我瓦剌太师不要面子啊。
不过，明面上于谦喊着把明英宗送给瓦剌，却在另一边安抚景泰帝朱祁钰，皇位大局已定，理应尽快接回英宗，吃了定心丸的景泰帝，立即派遣李实和杨善出使瓦剌，把两头都讨嫌弃的英宗，赎回了大明朝。
历经曲折回到大明的英宗，却被弟弟朱祁钰软禁在南宫，当上了被囚禁的太上皇。
英宗本已经心灰意冷，准备就这么度过残年，没想到八年后，弟弟朱祁钰突然病重，眼看就要死了，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投机小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发动了“夺门之变”，请出了英宗，成功让他复辟。
这位被关了八年的仁兄，脑袋都有点秀逗掉了，身边的徐有贞立即提醒他，要赶紧除掉于谦等人，软禁景泰帝，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急着要杀掉于谦？
一、为了师出有名八年来闭门思过的英宗，心态其实已经很平和了，他也明白当年于谦另立新君，是以君为轻社稷为重，一心救国作为第一考量。
英宗重登帝位后，“复辟功臣们”让英宗杀掉于谦，他内心其实是很挣扎的，直到石亨和曹吉祥等人，诬陷于谦想册立外藩-襄王，这就戳中了英宗的软肋，徐有贞又偷偷说了一句：不杀于谦，此举无名。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英宗早就被奉为太上皇了，哪怕政变成功，法理上，他再当皇帝，也名不正言不顺了。
弟弟朱祁钰病死后，理应由他的儿子继位或者另立皇储，所以摆在英宗面前，只剩下一条路，把朱祁钰打成是篡了英宗权的“假皇帝”。
那么当年力推朱祁钰上位的于谦等大臣，就必须都按照“谋逆罪”杀掉。
这样，皇位名正言顺的还给了我英宗，岂不是爽歪歪？
二、政治斗争“土木堡之变”后，徐珵是头号迁都南逃派，被于谦当堂骂成了狗。
景泰朝之后缩起了尾巴做人，为了容易得到提升进用，把名字改为“有贞”。
徐有贞应该是朝臣中最忌惮又恨于谦的人。
石亨本因违反军法被削职，但于谦请景泰帝宽恕他，让他总理十营兵。
德胜门大胜后得到世袭侯爵，念及于谦恩情，就上书推荐他儿子于冕，结果却被刚强正直的于谦断然拒绝，还在景泰帝面前把石亨喷了个体无完肤，石亨更是又愧又恨。
就这样，于谦成了这些小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景泰皇帝病重后，于谦的最大后台到了，之前与于谦的各种矛盾就集中爆发了。
正是在这些小人的怂恿下，再造大明的于谦，被“莫须有”的罪名杀害。
三、死于愚忠其实在当时，于谦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制止“夺门之变”。
政变前夜，于谦就收到了线报，奇怪的是他却没有阻止，而是作壁上观。
当时，他仍是一品太子少保兼大明兵部尚书。
虽然明朝的兵部尚书，平时并不直接调兵遣将，但在有特殊情况发生下，京城四大营还是必须听他的号令。
参与“夺门之变”的，一共才几个虾兵蟹将，于谦一句话，这些人瞬间就会被守卫京城的将士们活剥了皮，但是于谦却莫名其妙的保持了沉默，他的儿子于冕也几次三番恳请父亲能站出来表态，但是于谦却认为这是他弟兄两人的事，争皇位毕竟是皇家内部事情，最后谁当大明的皇帝，我于谦一不贪财，二不
于谦过度的自信，却忽略了人心的黑暗和政治的残酷，愚蠢狭隘的明英宗复辟后，立刻昭告天下，废掉了朱祁钰的帝号，反其为“不孝、不仁、不义、秽德彰闻，神人共愤”，不久朱祁钰死后，谥号为“戾”，降为王，称“郕戾王”，意思就是终生作恶的王，最后朱祁钰也没进明皇陵。
不过，英宗到了晚年，最终还是醒悟了，他终于看清了石亨等人的嘴脸，知道冤枉了于谦，也明白了，景泰帝不立新储，就是想还帝位给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悔恨的英宗死要面子，只好让儿子朱见深即位后，对叔叔和于谦都恢复了名誉。
于谦之死连后来修《明史》的人都看不下去，写了句“死之日，天下冤之”。

参考：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夺门之变”爆发，石亨、曹吉祥、徐有贞密谋迎太上皇朱祁镇复位，事情进展的十分顺利，半夜谋事，天亮英宗就坐上龙椅接受百官朝拜，而当天晚上，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就被抓捕并判处死刑。
奏折上去，英宗尚犹豫，他说道：\"于谦实有功。
\"政变策划者徐有贞说道：\"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这一番对答，决定了一代名臣于谦的命运，八年前他临危不惧，拥护代宗登上大位，死守北京，维系了明室江山，仅仅八年，就沦为阶下囚，最终连性命也丢了，实在是冤屈。
但在当时，他的确是非死不可，即便不死，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
英宗之所以急吼吼的被推上位，是因为代宗皇帝身体不好，且没有子嗣（太子朱见济夭折），京城中流传吏部尚书王文打算推举襄王的儿子继承大统。
先不说这事是真是假，于情于理都是不被大臣接受的。
在众人心目中，代宗不过是皇位上的临时工，英宗皇帝才是正统，既然英宗已经回来了，你就应该主动让位，但代宗皇帝不但不让位，还打算把自己的儿子朱见济立为继承人，明显不符合皇位继承规则，而朱见济夭折后，又想着请藩王的儿子做继承人，要知道此时英宗才三十多岁，英宗的儿子宪宗朱见深也活的好好的，怎么也轮不到藩王的儿子来插一杠子。
这种情形下，作为当朝最有权势的大臣，于谦不仅不阻止，竟然还是传言中的谋划者，自然为大家所不能接受。
按照这个逻辑推算，无论是谁上位，于谦必然是托孤大臣，权倾天下。
对于刚刚从王振专权中逃脱出来的群臣来说，不愿意看到这种场景，而于谦为官清廉、铁面无情的行事风格也为群臣所不喜。
官场讲究规矩，于谦破坏了这种规矩，这就把私人的感情上升到了制度和文化层面，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英宗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复辟，而于谦被赐死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弹，因为大家都明白，杀了于谦的确冤枉，不杀于谦问题更多。
从历史记载来看，英宗不能算是昏君，人品上更是非常不错，不然也不会在杀伐决断的关头说出\"于谦实有功\"这种话语，但即便如此，他也对于谦有所不满。
当年英宗被俘以后被当做人质来攻打北京城，于谦说出个“社稷为重，君为轻”，告诉守城的将领只管守城，不要顾忌英宗死活，这话放在当时的环境没有问题，但对英宗
而英宗回到北京后被软禁多年，作为权臣于谦毫无表示。
代宗废掉太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于谦也没有说话，诸多事情累计，在英宗那里，于谦好与不好都与自己无关，于谦越好，对自己越不利，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好与不好有什么意义？
而与于谦有私人恩怨的徐有贞十分明白这个道理，他也说的很有分寸：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名就是复辟的借口，复辟是不合常理的权力交接，既然不合常理，就必须有不合常理的理由和不合常理的责任人，这个责任人只能是于谦。
许多人把于谦的死归结为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三人的诬陷，这明显是低估了当时的环境，作为手握重兵的兵部侍郎，于谦可以轻松调兵平息这场半吊子复辟，但他没有做，因为他知道复辟看似不合理，其实是一种不合理的纠错，于理不合，于情有利。
他的自尊和信仰不允许他这样做，但他却不阻止别人做。
这正是他名节高贵的地方，而那些参与“夺门之变”的大臣们，也不能都归结为自私自利，如藩王之子继位这种谣言能够快速发酵，必然有特定的土壤，那些年老成精的官场老油条，哪能看不透这背后的玄机，但他们听之任之，却也是各人打各人的主意，任由石亨、曹吉祥、徐有贞摆布不过是顺水推舟。
比如和徐有贞一起参与政变的杨善和王骥，一个早年毁家纾难，变卖家产顶住圣旨带回英宗皇帝，一个七十多岁带着儿孙一起参与“夺门之变”，他们年事已高，功勋卓著，看中的不是英宗复辟后的功名利禄，而是他们所忠于的信仰，那就是皇位继承权的合法性，而作为这种制度的破坏者，于谦纵然有功，也必须受到惩罚。
如此这般，于谦就非死不可了，与其说他是死于阴谋，不如说是一场阳谋，这场阳谋的始作俑者就是专制社会的低下的政治伦理，胜者王侯败者寇，输了就的死。
至于后来宪宗皇帝为于谦平反，更像是另外一种纠错，那就是于谦所为于皇帝不利，于社稷有利，既然先帝已经不在了，自然当以社稷为重。
从这个角度来说，于谦的死是为朱家宫斗背了黑锅。

”我们认识于谦此人，大多是由于这首高风亮节的《石灰吟》。
其实于谦除了是位品德高尚的人，更是一位有大功于社稷的忠臣、能臣，挽大厦于将倾，为大明续国祚两百年。
如此功臣、能臣，明英宗又为何要杀他呢？
让我们来分析一二。
对明朝历史有兴趣或有了解的，应该都听过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瓦刺大举进犯，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率二十万大军亲征，最终伤亡过半，精锐几乎耗尽，明英宗朱祁镇也屈辱被俘。
就在这社稷危亡之际，于谦挺身而出，以其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能力指挥了京师保卫战，成功打退了瓦刺大军。
怎奈何在夺门之变后，明英宗复辟，于谦最终被判处死刑，《明史》中赞其：“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他之一死，天下冤之。
首先，一山不容二虎，一国更不可有二君。
在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朱祁镇被俘，于谦以“国不可一日无君”为由，拥立郕王朱祁钰登基，也就是后来的明代宗。
若是后来明英宗朱祁镇没回来倒也罢了，偏偏他回来了。
所以哪怕于谦是一心为公，却也依旧被卷入了一场权力斗争之中。
原先的皇帝回了国，可朝堂上已有了新的皇帝，如此尴尬的局面，新旧两位皇帝内心都有忌惮，并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
除了他们两人外，四周还有无数想要投机的大臣。
后来明代宗病重，夺门之变后，明英宗朱祁镇成功复辟，可他们此次发动的夺门之变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正如徐有贞所说：“不杀于谦，此举无名！”所以他们要诬陷于谦意欲策划拥立襄王之子，再加之于谦十分受明代宗朱祁钰器重，所以这便是明英宗决心要杀于谦的主要原因了。
其次，于谦为人过于刚直，自身高洁，所以常常遭人记恨。
于谦本身性情高洁自爱，又一心为国为民、个性刚直、朴素简约。
他在京师保卫战中又表现出极强的才能。
将其比作一面镜子的话，君子看到这面镜子，或许只会自惭形秽，再自省己身。
若是小人看见这面镜子，便只能照见自己的丑恶嘴脸，心生嫉妒，便想着要毁了他。
所以徐有贞、石亨一流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为了心中那份嫉妒恨意，自然是极力想要致于谦于死地，大肆捏造于谦的罪证，在明英宗面前进献谗言。
最后，恐怕就是明英宗朱祁镇内心深处对于谦也颇有怨言了。
于谦在他被俘后，便拥立他的弟弟朱祁钰为帝。
虽然是无奈之举，可他难免会有所芥蒂。
在朱祁镇被俘期间，他曾多次成为议和的筹码，可却被于谦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为名所拒绝。
并且，双方交战之时，作为指挥官的于谦，明知明英宗朱祁镇在对方大军中，却依旧毫无顾忌的使用大炮作战。
对此，明英宗恐怕也是耿耿于怀。
可以说，于谦的死有多方面的原因，最为主要的原因，自然是权力斗争。
他之一死，天下冤之，甚至明英宗后来也后悔了。
不管如何说，于谦高风亮节，且德才兼备，他身上的品质值得后世之人敬仰与学习。

参考：
历史上的于谦算是个神人，对明朝有续命之功，在一定程度上讲，他也算是明英宗的救命恩人，可最后却被明英宗诬陷有谋逆之心砍了脑袋，初看于谦之死只觉得他比赵四他爹死得还冤，可是细思之下，于谦之死恐怕是在所难免。
从明英宗带着二十万大军踏上剿灭瓦剌的征程的时候起，大明王朝就注定要陷入一场漩涡，只不过众人没想到的是，这灾难来得那么快，那么凶猛，直接将大明王朝推入灭亡的边缘。
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那几乎是明朝全部的精锐，皇帝朱祁镇还成了瓦剌的阶下囚，明朝上下顿时想起了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为了保住身家性命，朝臣们开始提议南迁，更有甚者直接变卖家产跑路了。
于谦一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朝堂上振臂一呼，建议南迁者杀无赦，大明上下当团结一心御敌，一方面将京城中的老弱病残都集结起来，奋力抵御兵临城下的境况；
另一方面紧急从全国各地发布进京勤王的号令。
在等待各地援兵的那些日子里，于谦成为了京城人民乃至大明朝的主心骨，带着城中百姓艰难的抵御瓦剌的挑衅与侵扰。
当瓦剌试
在朱祁钰以及于谦等人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守住了明朝后，瓦剌出了阴招，将朱祁镇放了回来，企
朱祁镇归朝之后，在如何处置朱祁镇和皇权的问题，朝中就出现了争论的声音，朱祁钰肯定想继续坐皇位，不仅自己要坐，还想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
忠于英宗的老臣则持应还位与朱祁镇的观点；
像于谦一众则主张朱祁钰继续当皇帝，不过百年之后由朱祁镇之子继承皇位。
这个问题在朱祁钰的独生子朱见济早逝之后，争论得更加激烈，朱祁钰坚信自己还能生下儿子，强势得将朱祁镇软禁了起来。
戏剧性的一幕是，在南宫囚禁了七年的朱祁镇，在朱祁钰病重的时候，没动用一兵一卒，没发生流血事件，在石亨、许彬、徐有贞乃至太监曹吉祥等人的帮助下，撞开了南宫大门，没遭遇任何反抗的复辟了。
再次称帝的朱祁镇，对朱祁钰一党展开了疯狂的打击报复，废黜朱祁钰的皇帝称号，贬为郕王，将其软禁，没过多久，朱祁钰就不明不白的死了，朱祁镇与此是难逃干系，随后朱祁镇下令将其以亲王的礼仪下葬，还赐了恶谥“戾”。
直到南明政权时期，朱祁钰才有了庙号代宗，可是谥号一直比正常皇帝的少，也没能葬入明朝皇陵，一个挽救了明朝的帝王始终没能得到应有的身后尊荣。
弄死了朱祁钰还不解恨，朱祁镇还以谋逆的罪名杀了功臣于谦、范广，几乎将朱祁钰时代的贤臣名将迫害殆尽。
于谦之死，表面上是明英宗听信徐有贞等人的谗言，其实明英宗想要弄死于谦的心更加迫切，毕竟拥立郕王为帝，抢了自己的皇位，害得自己被囚禁七年，这笔账首当其冲要记在于谦头上。
再者，于谦救国的威望已经树立，在朱祁镇眼中，于谦是朱祁钰的死党，这让明英宗感到了威胁，处置了朱祁钰，不杀于谦，难保有一天他不会再生事端，卧榻至下岂容他人酣睡，所以斩草除根，必将景泰帝一党全部诛杀，方能高枕无忧。
明英宗杀于谦的这种行为，从
当年于谦推选朱祁钰上位，真的只是想让他代班，稳定朝局，说好了立朱祁镇之子为太子，将来要将皇位还回去的。
可是朱祁钰顶着巨大风险上位之后，迷恋上了皇位的美好，不想再干替班，不顾众人反对，执意废太子，立了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结果独生子朱见济当了两年太子就挂了，他一直想再生个儿子，可到死也没生出来。
朱祁镇被放回来之后，朱祁钰既不想归还皇位，又迫于舆论和朝堂压力没有了废太子的果敢，未能痛下杀手，而是将其囚禁在了南宫。
皇储之位空悬，太上皇关在南宫，导致明朝朝堂之上关于皇位继承的事情争论不休，朝臣各怀鬼胎，夺嫡的暗流都在不停地涌动。
于谦主张由朱祁钰继续当皇帝，之后传位给朱祁镇之子朱见深，在朱祁镇眼中，于谦是拥戴弟弟的人，是害自己遭受苦难的凶手；
而在朱祁钰眼中，于谦坚持将皇位还给朱祁镇一脉，已经是与自己离心离德，朱家这兄弟俩最后谁赢了，于谦似乎都注定没有好果子吃。
不过，于谦似乎应该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也猜到了自己的结局，却也无怨无悔地坚持着初心。
从土木堡之变发生时，他不顾性命，不怕得罪同僚，稳定朝局死守京城；
到英宗回朝，他支持更有能力的朱祁钰执政，却要依从组训，立朱见深为太子，于谦表现出的是最光辉的士大夫形象，也是明朝士大夫最缺乏的品格，忠君爱国，匡扶社稷，恪守纲常，哪怕要粉身碎骨。
于谦是不怕死的，怕死的人不会带着老弱病残对抗瓦剌，怕死的人不会主张拥立新帝，他怕的是不能死得其所，心愿达成，于谦是不惧赴死的。
于谦一生做了自己想做的、该做的、能做的，一切都留给后人去评说，这一生何其潇洒，历史是公平的，于谦的英名会与明朝一起载入史册，得到后世瞻仰！
参考：
明英宗朱祁镇本来可以像他的前辈和后辈一样老老实实度过一生，但偏偏天要多事，人要找茬，他的一生也算是波澜壮阔了。
且不说土木堡之变和夺门之变，在杀于谦一事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确实有点公私不分。
于谦在土木堡之变中对明朝堪称是有再造之功，如果没有他，明朝可能早早地被称为“南明”，又或者早就被亡国了。
所以，在当时来说，于谦主张另立新君以主持社稷，避免群龙无首又避免瓦剌以朱祁镇为条件威胁明朝是对国家有利的。
如果当时瓦剌认为朱祁镇没什么用了，将他就地解决，于谦的名声可能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好——俗话说“不打是好盆，死了是好人”啊，以江山社稷为重的于谦最终竟然冤死了，这就让他的声望直逼抗金将领岳飞。
明英宗给于谦定的罪名只有八个字——“谋为不轨，迎立外藩”，意思就是“出卖我的爱，你背了良心债”，当年我对你也不错啊，你竟然背叛我！从这件事来看，朱祁镇确实有点小心眼了，再怎么说于谦对明朝也是有巨大贡献的，没有他的话朱祁镇别说复辟了，连命都捡不回来呢。
于谦杀身成仁了，你朱祁镇可也是要上史书的啊！不过这件事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讨论过德和才到底哪个更重要，他认为有才无德的人是最危险的。
对于朱祁镇来说，于谦就是有才无德之人——对我不忠诚啊！一个有才能又有威望却对我不忠心的人（最起码曾经不忠）如果留在身边而不除掉，那还能睡个安稳觉吗？

参考：
因为明英宗朱祁镇所谓“夺门之变”，夺的并非此时已经病重垂死的明代宗景泰帝朱祁钰的皇位，而实质上是夺了他长子、后来的明宪宗朱见深的皇位。
当时在皇位归属问题上，孙太后和于谦本质上都是朱见深的支持者。
所以朱祁镇不顾孙太后反对定要杀于谦，亦是对自己母后和长子的警告，断绝他们在朝中最大的支持力量。
当时明代宗景泰帝朱祁钰病重不起，而他的独子“怀献太子”朱见济已夭折。
国家没有皇储，是以人心浮动。
按朱元璋皇明祖训，伦序择立的第一继承人，就是皇侄中最年长的朱见深，正是幽居南宫的太上皇朱祁镇之长子。
他在几年前被朱祁钰废去太子位后，改封沂王，一直在皇太后孙氏的保护下。
明代宗、景泰帝：朱祁钰朱祁钰身边那帮几年前力主废掉朱见深的近臣，生怕朱见深继位后会反攻倒算，谋划着另外迎立藩王，选中的便是素有贤名的皇叔襄王朱瞻墡，此议被兵部尚书于谦坚决抵制。
因为于谦在土木堡之变后临危受命，指挥北京保卫战大获全胜，挽救社稷于危亡，于谦在朝野声望隆高。
而景泰初年的朝政大事，也都由于谦一言裁决，名为兵部尚书，实为帝国的实际首相。
大明少保、兵部尚书：于谦于谦和商辂等内阁重臣商议，由商辂援笔《复储疏》：「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当复立章皇帝之孙。
」而当时明宣宗朱瞻基的后裔，仅剩下包括朱见深在内的，太上皇朱祁镇的几个儿子。
【十六日拟写二本，伏阙投进，本稿系臣在礼部朝房内写，主事俞钦抄誊。
本内有云：陛下为宣宗章皇帝之子，当复立宣宗章皇帝之孙正位东宫，助理庶政等语。
姚夔、邹干等皆称善。
因写二本，大小官员佥名数多，封进不及。
】——《商文毅公文集》朱祁钰愿意接受此奏议，复立朱见深固然好。
否则等他归天，群臣只需上书孙太后，让朱见深以血缘最亲近、年龄最长的皇侄身份继位亦可。
沂王：朱见深然而如果朱祁钰复立朱见深为太子；
或是朱祁钰死后，朱见深正常即位；
虽然是最符合朝局稳定，社稷安宁的大局，却绝不符合朝中那些权奸宵小，如石亨、徐有贞等人利益。
他们谋划夺门，不止是为捞取迎立之功，亦是因他们深为嫉恨的于谦在朝中主持中枢，他们就没办法得到朝中大权，从而为所欲为。
而对于谦这样望重天下的社稷大功臣，想要致他于死地，就必须换上一个对于谦有深怨而衔恨的皇帝，并栽赃以谋反罪名。
所以前太子朱见深并不符合他们心意，非太上皇朱祁镇不可。
石亨、徐有贞通过太监曹吉祥，密告深宫中的孙太后，称明代宗及其亲信大臣打算迎立襄王朱瞻墡，或过继其子孙为皇储，断绝朱祁镇、朱见深父子的复位可能，甚至要将他们赶尽杀绝。
孙太后毕竟只是个深宫妇人，受了他们颠倒黑白的蒙蔽，听说儿子和孙子不但要丢了皇位，甚至性命难保，情急之下同意了他们发动政变，放出南宫中的朱祁镇。
孙太后就在《复储疏》呈于礼部，还未上报给朱祁钰的当夜，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们听闻风声，迫不及待打开宫门，迎接朱祁镇，发动了 “夺门之变”。
被囚南宫，苦盼复辟的朱祁镇，和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夺门一党达成肮脏的政治默契：一方得皇位；
一方得朝权、杀于谦。
因此朱祁镇复辟后，迫不及待将于谦及许多景泰年间重臣下狱。
其谋害于谦圣旨曰：「于谦……这厮每知罪恶深重，恐朕不容，……纠合心腹都督范广等，要将总兵官（石亨）等擒杀，迎立外藩以树私恩，摇动宗社……钦此」商辂原系朱祁镇东宫旧臣，本不在逮捕之列，朱祁镇一度还让他给自己起草复位诏书。
可商辂为于谦力辩绝无迎立外藩事，举此时仍在礼部的《复储疏》为证据。
岂不知朱祁镇对此本就心知肚明，为了完成与夺门一党的约定、为了让这场政变变得师出有名，更为了打击支持皇长子朱见深的势力，他才非杀于谦不可；
是以索性将商辂也下了狱，其后从宽改罢官归乡，终朱祁镇在位之日，不复召还。
（后来，朱见深即位，当今给于谦平反，召还商辂为内阁首辅，并在他的力主下，恢复了朱祁钰景泰帝的帝号。
）明宪宗：朱见深当然，朱祁镇在南宫被囚禁期间，明为太上皇实为囚徒，积郁数年的怨愤，也让他对于谦怀恨在心，认定是于谦勾结朱祁钰谋夺了他的皇位，却完全忘记当年是于谦打赢北京保卫战，大败瓦剌军，是于谦力劝朱祁钰“天命已归”将他迎回，不用在漠北吃一辈沙子到死。
于谦立身甚正，“两袖清风”这个成语就是由他而来，什么常例的冰敬炭敬灰色收入，从来与他绝缘。
他遇难时家无余资，只有正屋里紧锁着明代宗朱祁钰赐给的蟒袍、剑器等物。
【绢帕麻菇与线香, 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 免得闾阎话短长!】——于谦《入京》【及籍没，家无余资，独正室鐍钥甚固。
启视，则上赐蟒衣、剑器也。
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
】——《明史·于谦传》于谦遇害时，“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京郊妇孺，无不泣洒”。
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他们都知道，是于少保从瓦剌骑兵的铁蹄下，拯救了山西河北上百万百姓的身家性命。
“天下冤之”的另一面就是“天下怨之”，百姓怨恨的对象正是那个复辟成功、高居九重的大明天子。
于谦在刑场不论古今，什么时候都缺不了污蔑英雄、落井下石的宵小。
于谦遇害时，某地一个教谕小官叫”吾豫“上书，就说于谦罪当灭族，于谦荐举诸文武大臣都当一并诛杀。
只是就凉薄如朱祁镇，也知众怒不可违，若真敢如此倒行逆施，势必人心丧尽，恐怕就连他自家的皇位也不稳了。
【坐以谋逆，处极刑。
帝意遂决，弃谦市，籍其家，家戍边。
遂溪教谕吾豫言谦罪当族，谦所荐举诸文武大臣并应诛。
部议持之而止。
】毕竟杀害于谦，可是连朱祁镇自己的母后都因此叹气哀伤，甚至当面斥责：【为何不留于谦一命？
】 【公被害时，皇太后宫中闭而莫知，后闻之，嗟悼累日，适上来问安，太后语之曰：“于谦曾效劳，不用，当放彼归田里，何忍置之于死？
”】——于冕（于谦之子）《先肃慜公行状》【皇太后初不知谦死，比闻，嗟悼累日。
】【复辟后，太后怜谦忠社稷，以不赏死面诘上曰: ‘何为不留谦 ?’】朱祁镇也知道自己的种种倒行逆施，如杀于谦等忠良大臣、废明代宗帝号等，若是将来朱见深即位，定会平反。
朱见深还在襁褓时，朱祁镇就被捉了，回来又被关在南宫，父子两人隔绝多年，本身就谈不上什么感情。
只是为了尽快安抚人心，他复辟后不可能不复立朱见深为太子，否则孙太后到满朝文武都不会答应。
因此他让无子的钱皇后去做皇次子、德王朱见潾的养母，以此增强德王的政治资本，同时对阻止自己易储的孙太后“深恨之”。
六年后，孙太后病死，朱祁镇不久后恢复了被明宣宗废掉的胡皇后的后位，并且深信自己是抱养来的，并非孙太后亲生。
同时迫不及待提高德王待遇，如令文武百官赴德王府朝见，如向皇族中声望最高的皇叔襄王朱瞻墡写信，表示自己对德王的爱重。
然后还特别向内阁首辅李贤试探，是否应该废掉朱见深的太子位，易储德王。
明英宗：朱祁镇只是孙太后死后短短一年，来不及进一步动作，朱祁镇也死了，真让他多活几年，朱见深还能不能顺利即位，于谦还能不能被平反昭雪，怕是真不好说。
是以，《明史》和通俗读物《明朝那些事》中「朱祁镇受徐有贞、石亨蒙骗，才害死于谦，事后悔悟」一说，不过是沿袭后来的明宪宗朱见深给于谦平反时，为其生父遮丑讳过，才做的官样文章。
实质上，朱祁镇就是杀害于谦的头号罪魁祸首，罪证确凿，不容抵赖。
历史何其不公，大明二百余年最优秀功勋最高的大臣，偏生碰上了大明二百余年最无情最忘恩负义的天子；
历史又何其公正，英雄终究会流芳百世，英名与华夏民族同始终；
懦夫和凶手同样也一定会遗臭万年，永远受尽子孙后人耻笑唾骂。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