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振镛为官五十二年他是如何成为政坛不倒翁的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子渊以前专门和读者谈过，对于曹振镛这个大清第一庸臣，后世之人实在是充满了兴趣。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评价曹振镛，子渊认为，他位极人臣却庸碌一生，虽无大错，但他不尽其责却无愧于庸臣之名。
▲皇极殿乾隆宝座俗话说的好，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作为官吏，既然拿着国家给的俸禄，就应该为百姓做一些实事。
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每个当官的也都应该有这种觉悟。
然而曹振镛却不这么想，他为官数十载，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身居高位，却只奉行“无为而治”，每天想的都是不求有功、只求无过，这个大官可谓只做官、不做事；
只磕头，不说话，整一个官场老油条。
▲曹振镛故里曹振镛，祖籍安徽歙县，自称是魏武帝曹操后人，其父为乾隆朝时户部尚书曹文埴。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年近而立的曹振镛考取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一职，同时靠着尚书父亲的关系，他又被乾隆皇帝下旨提拔为翰林侍讲，不久累迁至侍讲学士。
仕途一马平川的曹振镛在嘉庆朝时，出任为吏部、工部侍郎，道光朝时升任为武英殿大学士，从此成为道光皇帝心腹，掌管军机处十五年。
在从政53年后，年近八十岁的曹振镛上书乞骸骨，一年后于家乡寿终正寝。
曹振镛死后，道光皇帝追赠太傅、赐谥“文正”，这是古代文官的最高荣誉。
▲道光皇帝朝服像就整个清朝历史而言，就属曹振镛当官时间最长，然而他的知名度却相当之低——这是因为他为官五十余载就没干过什么大事，所有官衔和荣誉都是靠“混”出来的，因此《清史稿·曹振镛传》的篇幅很短，只有700多字。
无能平庸的曹振镛之所以升官迅速，还能成为三朝元老，是因为他深谙为官秘诀。
有人问起秘诀为何时，他只说了一句：“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不得不说，曹振镛总结得确实经典，这才是皇帝所喜欢的大臣标准。
要是非得从他无所建树的仕途中找一些亮点，其实还是能够找到几处的。
▲《清史稿》道光年间，几个老臣整理旧档时，不小心把乾隆皇帝的出生地给弄成了承德避暑山庄。
本来老臣们弄错了，道光帝也没发现，这事就算了。
但当时有民间谣传，乾隆皇帝是雍正帝在避暑山庄游玩时，喝了鹿血后一时兴起与宫女所生。
大学士曹振镛发现这一错误后，给道光皇帝指出高宗出身地应为雍和宫。
反应过来的道光皇帝，当即将几个老臣革职，并重赏曹振镛，提拔他为军机处“首辅”。
曹振镛看准了道光皇帝是位守成之君，虽然表面很忙却忙不到点子上，因此自己与道光皇帝非常般配。
▲承德避暑山庄再比如说，道光皇帝乃是历史有名的“节俭皇帝”，了解道光的抠门心理的曹振镛，就故意穿着打满补丁的裤子上朝。
道光皇帝看后不解地问他缘故，家中富贵的曹振镛很无耻的说：“做新裤不难，可旧裤打补丁后还是能穿的，又何必浪费呢？
”道光帝听后对他赞许有加，称为模范。
从此以后，大臣们每天都穿着破破烂烂、打满补丁的旧衣服上朝。
那时在市面上，打补丁的旧衣服价格倍涨，远远超过一件新衣服的价格。
然而道光皇帝却一直以为百官人人节俭，实在是可悲又可笑。
为了让自己圣眷不衰，曹振镛非常注重表面工作。
有一次，他看道光批阅奏折后很是劳神，便献计说，皇帝看各地奏折只需抽看，若是发现其中有错误用朱笔勘出便好，余下的奏折在辅政大臣中仔细传阅即可，这样既可以避免错误，又可大幅减轻皇帝的工作量。
道光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即刻下诏执行。
他却不知此计实乃“绝户计”也，害怕得罪曹振镛的官员们从此之后再也不敢在奏折中写犀利谏言呈禀皇帝了。
▲清代官员奏折曹振镛所处时代正是大清由盛转衰之时，他位极人臣却庸碌一生，虽无大错，但他不尽其责，无愧于庸臣之名。
为官五十余载的他，对当时官场生态影响极大，因此称他是“清朝第一庸臣”也不为过。
最荒唐讽刺的是，他死后竟然还得到无数名臣、贤臣都得不到的“文正”谥号，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参考文献：《清史稿·曹振镛传》
参考：
曹振镛深谙为官之道，从来不做出头鸟，做官做到再高也始终保持小心谨慎，连宫里的小太监都不敢得罪，他的一句名言也流传至今，“少说话多磕头”。
曹振镛到底是怎样做到少说话多磕头的呢？
最著名的就是道光帝因为打补丁跟曹振镛发生的一件事。
话说道光帝当年爱打补丁以示节俭，满朝官员也纷纷效仿，衣服上打的补丁东一块西一块。
有一次道光问曹振镛，你那补丁多少钱打的？
曹振镛心里琢磨，这肯定是内务府把道光帝给算计了，打补丁费用花的狠了让皇帝起疑心了。
然后曹振镛为了不得罪内务府，心一横就说了一个他认为高得不能再高的价格，三两白银。
没想到曹振镛真是大大低估了内务府的贪婪程度，道光帝听了大怒，你那补丁三两白银，内务府怎么给我打补丁就找我报销了一千两白银？
曹振镛吓坏了，事后赶紧找内务府赔礼道歉。
下次道光帝再问他鸡蛋多少钱一个的时候，曹振镛直接说不知道。
道光帝说你没吃过鸡蛋吗，怎么会不知道？
曹振镛睁着眼说瞎话，说，我消化不好，真没吃过鸡蛋。
道光帝有一段时间特别爱写诗，写完之后就要求曹振镛给点意见。
曹振镛哪敢说什么意见，拿到诗后仔细阅读，连夜写读后感，全都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引经据典的吹捧。
写完之后还要仔仔细细检查再三才敢呈递上去。
两江总督陶澍要改革两淮盐政，而曹振镛祖上就是靠盐业起家，有不少亲属仍然是盐商。
要改革盐政势必就会触动这些人的利益，曹振镛如果站出来阻碍的话，改革可能就难度很大了。
陶澍决定跟曹振镛摊牌把事情说清楚。
没想到曹振镛也不糊涂，心里明白一方面从国家利益出发，两淮盐政确实积弊太多，改革盐政是大势所趋；
另一方面这个陶澍是出了名的驴脾气，曹振镛八十多岁了还真怕这个驴脾气的陶澍尥蹶子，让自己晚节不保，不如就做个顺水人情。
于是曹振镛给陶澍回信说，这是有利于国家的事，你尽管放手去干，有困难老夫给你做主。
然而曹振镛能够成为三朝元老，为官五十二年能做到全身而退，靠的绝对不可能仅仅是少说话。
而是要熟谙朝廷之恶好，官场之亲疏，上下沟通的人脉关系。
先观察后说话，先掂利害后表态，话少而点睛，四两拨千斤。
比如，陶澍为官清廉，且改革漕运和两淮盐务有功，为道光帝解决了心头之患，是政坛一颗明星，不论人品还是能力都在曹振镛之上。
道光帝非常欣赏陶澍，想要他入阁宰辅。
曹振镛当然不希望身边有这么一个强劲的对手，于是在道光帝征询曹振镛意见的时候，曹只说了一句：“两江离了陶澍，恐怕漕运无人可及。
”一语千金，曹氏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陶拒于权力中枢之外。
可见“少说话多磕头”虽然说来简单，但是能把这六字诀运用的炉火纯青的非曹大人莫属。

参考：
自古宦门深似海，如何长期保持高官厚禄，其实是一门很高深玄妙的艺术，唯有深谙中庸之道、难得糊涂的人才能做到，这种人往往也被称为“不倒翁”。
古代中国政坛上的“不倒翁”为数众多，就清朝而论，首屈一指的当属历事三朝、为官53年的曹振镛。
那么，曹振镛有哪些做官秘诀，以至于能长期混迹政坛？
01 位极人臣曹振镛，字怿嘉，号俪笙、秀溪，安徽歙县人，乾隆朝户部尚书曹文埴之子，出身新安曹氏家族，始祖是魏武帝曹操。
有清一朝，汉族勋贵的子孙虽然可以通过荫庇的方式进入官场，但升迁的难度较大，并且不受世人推崇，因此很多有志青年便选择科举入仕之途，曹振镛亦是如此。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27岁的曹振镛考中进士，随即以庶吉士的身份担任翰林院编修，由此踏入仕途。
乾隆帝画像曹文埴为官持正，深受乾隆帝的器重，因此等到曹振镛入仕后，老皇帝同样对他寄予厚望，很快便将其擢升为侍讲，累迁至侍读学士。
嘉庆帝登基后，曹振镛更是步步高升，在短短15年时间里，先后晋升为少詹事、通政使、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最终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相当于宰相。
嘉庆二十五年（1820），嘉庆帝驾崩，军机大臣们在撰写遗诏时，在其中加入乾隆帝诞生于避暑山庄的内容。
原来，民间一直有个传闻，称当年雍正帝在避暑山庄时，喝了鹿血一时兴奋而临幸宫女，然后生下了乾隆帝。
如果这种事在私下里聊聊倒也罢了，军机大臣们竟敢写进遗诏里，简直是大逆不道。
因此，新继位的道光帝获悉消息后，立刻罢免所有的军机大臣，改由曹振镛担任。
嘉庆帝画像自乾隆帝统治的晚期开始，清朝便开始走下坡路，而经过白莲教大起义的冲击后，国势更是萎靡不振。
不过，处在帝国由盛转衰过渡期的道光帝，却是个因循守旧、疑心颇重的皇帝，非常讨厌倡言改革、锐意进取的臣僚，而对老成持重、八面玲珑的曹振镛大加青睐。
正因如此，曹振镛的官越做越大，最终晋升为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地位达人臣之极。
02 生荣死哀道光帝对曹振镛的信赖，可以说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根据史料记载，道光帝每次出巡时，都把除军国重事之外的政务交给曹振镛来处理，并且对于他的处理意见，始终都没有做出过更改，如此宠遇，在历朝历代都难以找出第二例。
时至今日，歙县民间依然流传着“宰相朝朝有，代君三月无”的俗谚，用于夸耀曹振镛所受的恩宠。
道光帝画像道光七年（1827年），伊犁将军长龄平定长达7年之久的南疆叛乱，并将叛首张格尔押解至北京。
平定叛乱后，曹振镛作为决策人员受到褒奖，不仅晋升为太傅，并且获赐紫缰、在紫光阁树立画像的殊礼。
与此同时，道光帝还为曹振镛写下这样一段赞语：“亲政之始，先进正人。
密勿之地，心腹之臣。
问学渊博，献替精醇。
克勤克慎，首掌丝纶。
”如此高的评价，朝臣中再无第二人。
道光十五年（1834年），年老体衰的曹振镛病死在任上，终年81岁。
道光帝得知曹振镛去世的消息后悲不自胜，不仅亲临吊丧，并且下诏褒恤，赐谥号为文正，入祀贤良祠。
从宋朝开始，“文正”便成为文臣死后最荣耀的谥号，而有清一朝仅有8人获此殊荣（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曹振镛名列其间，可谓莫大的荣耀。
曹振镛雕像说句题外话。
新安曹氏在清朝属于极为显赫的汉族政治豪门，曾缔造过史上绝无仅有的“五世一品”的神奇纪录。
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曹振镛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踏入官场，到道光十五年（1834年）病死在宰辅任上，前后历事三朝、居官53年，始终受到朝廷的器重，真可谓清朝头号政坛“不倒翁”。
03 流毒无穷曹振镛在仕途上的极大成功，引起同僚或后进的羡慕，而研究他为何能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做到宠遇不衰，很自然便成为当时的热门“研究课题”。
根据晚清著名学者朱克敬所著笔记体史书《暝庵二识》的记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一向深藏不漏的曹振镛，曾向得意门生透露自己官运亨通的诀窍，总结起来便是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
王文韶旧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曹振镛官运亨通的秘诀被后来者奉为圭臬，后来的穆彰阿、奕劻、王文韶等一大批长期混迹政坛的高官显贵，莫不是他的精神追随者。
及至晚清，大小官僚莫不是曹振镛的信徒，他们因循苟且、毫无担当，从不触怒当政者，并以保住荣华富贵为要务，至于帝国和民众的安危根本就不放心上。
在这种情况下，晚清局势的糜烂，由此不难想象。
清代有一首名为《一剪梅》的诗，用来讽刺曹振镛极其信徒，其中说道：“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岁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真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张一麐毫不夸张的说，曹振镛的做官秘诀助长政坛奴化气息，造就了一大帮庸碌无为的官僚，而清朝之所以以近乎沉默、耻辱的方式谢幕，跟这种恶习有莫大的关系。
不仅如此，即使进入民国时期后，曹振镛精神的流毒依然并未消除，甚至在1941年，曾做过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麐，还在国民参政会上痛批当时流行的“多磕头、少说话”官场恶习。
参考书目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版。
官修史料：《清实录》，中华书局2008年版。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