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连九族是哪九族

族刑的概念在古代有多种解释，主要是有三族、九族之分。
三族者，一说“父母、兄弟、妻子”：一说为“父族、母族、妻族”，到底何者为是，古人对之也有歧见。
现在一般认为前者较为准确。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大可不必细究。
因为古代的所谓“夷三族”，本身便是一种极具任意性的滥刑。
这种任意性一方面表现在对象方面，到底什么样的犯罪适用族刑，很难有统一的标准。
统治者也不愿制订出统一的适用标准，而是由兴所致、心血来潮地临事议行。
只要最高统治者认为罪大恶极，必欲置之极刑、大开杀戒而后快的犯罪，都可能成为族刑的目标。
任意性的另一方面，则表现在范围上。
以族刑惩治重罪，意在斩草除根，以儆他人，法律上不预先划定范围，可以迎合统治者针对不同案件，因事因人而作出不同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族既可能是“父母、兄弟、妻子”、也可能是“父族、母族、妻族”。
我们也不妨将前者视作严格意义上的，将后者视作扩大意义上的。
至于“九族”，也有异说，或谓“上自高祖，下至元孙，凡九族”；
或谓“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参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制考）。
其实，九族应为一虚称。
在我们的文化中，“九”是最高之数。
故九族之说恐非落实的实指，乃是概括性地包容与之有亲缘关系的所有宗支族系。
在古代，九族之诛往往施之于重大政治犯罪，一旦大狱炼成，只要是与犯罪人沾亲带故，都将受到无辜株连。
最极端的，当属“十族”的特例。
说在特殊，是因为这一骇人听闻的暴行在一部漫长的古代史中仅有一例，是特殊时期，由于特殊的原因，发生在特殊人物身上的特殊案件。
这一惨剧的主角是明初学界巨擎方孝儒。
明惠帝时，方孝儒因主修《太祖实录》、《类要》等重要典籍而名高一时。
不料祸起萧墙，燕王以“清君侧”这一古老的借口起兵南下，并最终推翻惠帝，自立为帝，是为明成祖。
篡位者为了向天下正名，欲借方孝儒之名草拟登极之诏。
不料方孝儒一派忠义，本着不事二主之心，拒不合作，且“大书数字，投笔于地，曰：‘死既死，诏不可草！’”。
成祖威胁道：“汝独不顾九族乎？
”方孝儒毅然说道：“便十族，奈我何？
”成祖盛怒之下，竟不顾“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的劝告，将其门生数人连同其九族并而诛之，是有“十族”之说，罹难者竟达八百余人之多，可谓族刑的登峰造极之作，充分暴露了古代统治者的凶残本性。
族刑的历史发展线索并不难寻觅。
春秋时期，始有“三族”的记载。
除秦国外，其它诸侯国也不乏族刑之例。
当然，秦国在当时，在许多方面总是要先行一步。
尤其是商鞅当政后，过于看重刑罚的威慑功能，广泛制定了一系列的刑事连带责任制度，即连坐制度，这就为族刑的实施和范畴的扩大提供了前提。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鞅自己最终也难逃“灭家”之灾，正所谓作法自毙也。
至秦始皇时，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和糟糕。
作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崇尚重刑思想，并毫不手软地贯彻于实践之中，为巩固中央集权，大凡“以古非今”、“挟书”、“妄言”、“诽谤”皆施以族刑，这是与秦之暴政相适应的法律措施，既造成天怒人怨，加速了王朝倾覆的进程，也为后世所广泛抨击和挞伐。
此后，汉朝虽也曾偶见废族刑之举，但终未能持之以恒，君王们往往自食其言。
汉以后至唐以前，族刑不废，其株连范围开始走向规范化，形成了某些惯例，如族刑对象限制在谋反、大逆等重大犯罪的范围，出嫁之女只随夫家连坐，并出现了不杀祖父母、孙及女性亲属的倾向。
这就为《唐律》对族刑的限制性规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唐律》中，规定“谋反”、“大逆”两罪，父、子年十六
而一般死罪，只杀本人，亲属受免死之刑。
这种不入于死刑的缘坐，已非严格意义上的族刑了。
所以，相比而言，《唐律》对族刑的范围控制得较为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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