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土木堡损失掉了京军主力中央还没有对地方失去控制

土木堡之变之所以广为人知，主要还是因为明英宗御驾亲征反被敌俘，毕竟这样窝囊的事，纵观中国古代几千年，也没几件了。
不过，对比北宋时的\"靖康之难\"，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却与之大不一样。
同是皇帝被掳走，北宋直接亡国，之后虽有南宋立国，但也是偏安江南，苟存半壁江山而已。
而明朝，面对御驾亲征失利，皇帝被虏，北京被围的\"绝境\"，不仅守住了都城，还守住了江山，国家也没有因此分崩离析，实在是令人惊奇。
确实，单从基本保存住了完整国家这一层面来看，\"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的一系列反应堪称\"完美自救\"。
不过，这些应对举措也是建立在与之相称的\"可能\"上的。
换句话说，此时的明朝也确实还是有些\"自救\"实力的。
首先，守卫京师的军事力量仍然存在。
虽然英宗出征时所率基本皆为京军，但是土木堡一战，迎战的明军大部分只是损失惨重，却也并未全军覆没。
许多明史专家认为，出于维护本朝的目的，当时的史料对此次兵败的记载有所夸大，据研究，在土木堡的十万明军，可能有近一半都在那场战斗中成功突围并逃回了北京。
另外，英宗所率也并非全部京军，仍有部分留守京师，专家估算，当时留守的京军大致有五万。
因此，在之后的北京保卫战中，明朝捍卫北京的军事力量应该有近十万。
其次，地方军队仍受中央调控。
能做到这一点，要归功于明代的军事制度。
明朝的兵制仿照宋制，是典型的军、权分离的制度。
防止了地方将领专权、割据一方、尾大不掉，加强了中央对全国军队的控制。
具体看来，明朝国家最高军事机关为五军都督府，但是其长官——都督并无调兵、发兵之权，只负责平日的训练事宜，国家的军事行动要由兵部发出，然而兵部却不直接统管军队。
这样一来，国家的兵权全部都集中到了听命于皇帝的兵部。
兵部在接到皇帝的调兵命令后，会对都督府进行下达任命、粮草筹措等更为具体的安排部署，之后再自都督府开始一级一级地下达命令安排。
由此可见，明朝的军事决策与指挥系统主要是由兵部和都督府组合而成的。
因此，虽然皇帝拥有帝国的最高权力，但是如果没有皇帝，帝国的军队仍然会有所管制。
有了这样的军事制度作为保障，这对于明朝应对土木堡之变后的危机而言，无疑是最大的底气。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英宗被俘之后，明军的最高指挥权被牢牢掌握在了兵部和都督府手中。
也正是因此，在骤失天子之后，国家才能没有陷入混乱，这也保证了地方仍在中央的管控之下。
但是制度的作用只是机械的，帝国的最高兵权不能一直空悬。
群龙不能无首，没有皇帝，对于明军士气而言也十分不利。
在英宗被俘之后，大臣们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为稳固国本，朝廷里群臣群策，方案众多。
最终，于谦在关键时刻力排众议，拥立了英宗之弟为新皇帝。
新皇登基，国本既定，一切也渐渐步入正轨。
为拱卫京师，各地勤王之师纷至沓来。
虽说之前英宗在位时期，明朝军队的作战能力较之立国时有所下降，但是从人数上看，当时的明军人数比瓦剌军还要多出数倍。
据史料记载，明朝建国之初，全国共有大小卫所329个，至永乐年间又增加至493个，到了英宗时，明朝卫所情况大致如前，以明朝每卫大致5千人的情况来估算，至土木堡之变，明朝的兵力总数应超两百万。
当时拥有完善兵制和两百万兵力的大明王朝，是有能力压制叛乱、对抗瓦剌的。
土木堡之败，就明朝方面而言，也算不得是元气大伤。
英宗战败被俘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明军轻敌的结果。
在土木堡，瓦剌军队与明军对战，占尽骑兵机动优势，这一点瓦剌首领也先也很清楚，大明军事是不容小觑的，因此他当时并没有计划与明朝进行生死决战。
经历南下围攻北京的尝试失败之后，也先更是坚定了这一点。
在此之后，眼见大明迅速拥立新皇、士气大涨，势头渐盛，而瓦剌内部各部落渐渐心思不一，也先对各部的控制也越来越难，于是也先决定放回英宗，为大明制造内部矛盾，以达到压制明朝发展的目的。
的确，土木堡掳走英宗并没有达到瓦剌击垮大明的目的，不仅如此，大明上下也没有因此爆发什么没有大的祸乱，这也是瓦剌选择放回英宗、制造矛盾的重要原因。
不过，如果我们只是将\"中央失去地方的控制\"理解为在土木堡之变后，大明国内没有发生大的内乱兵祸，那似乎有些思考地过于表面了。
长远来看，土木堡之变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虽然当时的人们在形式上确保了王朝的基本完整，但是也为以后渐渐失去地方控制埋下隐患，甚至改变了大明王朝此后的走向。
自大明立国始，皇帝管理帝国所能依靠的主要有三种力量:一是文官，二是武将，三是宦官。
其中，宦官集团的势力日渐未显现，文武两方则更显强势。
文臣在历代都是统治者维护统治时的重要力量，明代科举制复兴，文臣地位和势力都有所提升。
至于明朝的武官集团，其中坚力量是那些曾为大明立国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勋贵将领以及后代，这部分力量凭借自身的军功和爵位，可与朝廷上的文官集团、宦官势力相互制衡。
然而，土木堡战败使得此前大明朝廷内部的政治平衡被打破。
仅就土木堡一战而言，当时，不但是皇帝被掳走，随英宗出征的文官也大都死于非命，大太监王振也被击杀，迎战的武将则更不用说，成国公朱勇、英国公张辅皆战死沙场，其余大小将士折损无数。
只此一战之中，明朝内部的三方政治势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在此之后，文官势力骤增。
突临大变，于谦成了留守京城的朝臣们的主心骨，这些饱读诗书的儒士文臣，自动肩负起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为守卫国家、保卫京师筹谋计划。
最终，在经过多方权衡与较量之后，以于谦为首的文臣成功推立郕王为新皇。
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大太监王振的余党全部诛杀，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掌握大明军队的指挥权，组织武将抵御瓦剌军的入侵。
之后，明朝在北京保卫战大获全胜，以于谦为代表的文臣集团功不可没，这也使得文官在此之后地位得到大大提升。
帝国内部的权利大部分被文官掌握，与之相应的，武将权力便随之下降了，\"文武相制\"的局面渐渐被\"以文驭武\"所代替，并且这种势头越演越烈。
不论是国家大事还是皇帝家事，很多情况下文臣往往都有着很大话语权。
文官的职权在无形中膨胀，甚至限制了皇权。
以赋税为例，文臣以\"增赋害民\"为由，限制朝廷向百姓征税，中央所收赋税入不敷出，国库空虚。
但是，许多文臣在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的同时，却往往以权谋私，欺压百姓，侵夺民田。
许多文臣一面劝说皇帝节俭爱民，一面却与民争食争利。
甚至在与皇帝意见相左时，以\"死谏\"的方式来威胁皇帝妥协。
皇权受限，进一步影响到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与中央情况相似，明朝地方政权组织也是文臣武将相结合的形式。
然而，文臣的地位压过武将，这使得地方上的武将也遭遇了与高层武将相似的境遇。
这也意味着，地方上的文官势力大肆扩张，鉴于在京的文臣高官都有使皇帝妥协的可能，地方上的形势可想而知。
许多文臣之间，或连结师友，或联络同乡，在地方上形成一张张紧密又硕大的关系网，势力繁复。
势力愈盛的文臣也成为了明代土地兼并的重要群体，在土地兼并的社会大潮流中，失去土地的广大平民，被迫成为流民。
有明一代，流民问题一直存在，甚至越来越严重，到了明代后期更是积重难返。
衣食不保的流民群体越来越庞大，无疑使得大明王朝社会内部不稳定性增加。
流民成寇屡见不鲜，这既造成了地方社会的混乱，给百姓带来灾难，也导致了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削弱。
与此同时，流民造反带来的战乱也会给地方带来一系列问题，最典型的情况就是流民为寇给百姓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使得许多普通民众因受战火影响而被迫成为流民，这也成为了明代社会难以解决的\"恶性循环\"。
面对这样棘手的流民问题，明朝廷一直没能妥善解决，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在朝中占据话语权的文臣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不愿过多让利于民，因此流民问题一直无法得到有效控制。
流民成灾，大大影响王朝对地方的控制，而流民之祸也最终葬送了大明王朝。
也难怪崇祯皇帝临死前仍然声称：诸臣误朕，文臣皆可杀！
参考：
土木堡事变明朝失去了京军主力，也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深刻改变了明朝的走向。
在此之前，大明皇帝可以依靠的力量包括：宦官集团、武将勋贵集团、文臣集团。
三大营是中央主力军队，威慑四方。
其中最为坚定的武将勋贵集团，是为大明打下江山的徐达、常遇春，以及明成祖手下将领朱能、张辅等名将的后代。
他们因军功世袭爵位，并掌握军权，武将对文臣有很大的平衡作用。
土木堡事变，不仅明英宗被俘，大太监王振被杀，随行的文官被杀，大明的武将比如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等也战死，武将勋贵一扫而空。
于谦土木堡之变以后，在京的大臣自动以于谦为首领，以天下为己任，承担起保卫北京的责任。
这些文臣不立英宗的太子，而是拥立郕王继位皇帝，而且当着郕王朱祁玉的面，将太监王振的余党打死。
又指挥武将，组织兵马抵抗瓦剌也先的军队。
在于谦的带领下，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文臣集团也牢牢地掌握了帝国实际的权力，宦官集团自然被剥夺权力，武将地位下降，形成了以文驭武的局面，甚至皇帝的家事，也由大臣议定，比如在是否迎回明英宗，如何安置明英宗等皇家大事上，文臣都有很大决定权。
这里无意诋毁于谦的为人及其功劳，于谦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抵御外族入侵，保卫了国家的安全，是民族英雄。
但这样的后果，导致皇权下降，使中央自然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
大臣以不能增加民生负担为借口，不允许增加税收，导致中央没钱。
文臣不仅不用交税，还通过手中的权力大肆圈占良田庄园，成为隐形的富翁，还通过培养学生，形成乡党，甚至下野了也能开办书院，讽刺影响朝政。
明朝，是皇帝与文臣共天下。
明朝大臣不仅如此，明朝的大臣还给皇帝定下很多规矩，比如皇帝不要出北京，最好不要出皇城；
皇帝要爱民，要简朴节省，不能派太监开矿收税，与民争利；
皇帝要尊重大臣，批准内阁的票拟等等，只有这样才是好皇帝，才是明君。
如果哪位皇帝做的稍微出格，就会面临雪花般的文臣的上书，一群群人的劝谏，甚至死谏！这时候，文臣只需要一个名义上的皇帝，而这个皇帝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文臣已经将地方牢牢控制，尤其是江浙文人控制了朝堂，更控制了江南富庶之地。
只不过名义上，还有一个共同的大明。
在文臣的主导下，明朝选择了保守的国策，不再寻求开疆扩土，不再增加军队开支，还限制朝贡次数和赏赐（主要是对蒙古的朝贡方式的贸易），宗旨就是减少中央支出，保护文臣在家乡的利益。
在万历皇帝的早年，大臣张居正曾经独掌朝政10年，是帝国真正的决策者，名为相实为摄。
张居正但真到了西北有旱灾，需要东南援助的时候。
控制朝堂的文臣仍然拒绝加税，也没有大力赈灾，导致农民起义，流民遍地。
而皇帝只能利用文臣之间的矛盾和党争，或者冷处理，实在不行对部分大臣进行庭杖，或者依靠太监平衡文臣的势力，也曾经收回部分皇权。
但有明一代，皇权最终也没有将臣权压下去，最终也是亡于文臣之间的党争。
以致于崇祯皇帝临死前仍然声称：诸臣误朕，文臣皆可杀！
参考：
我是萨沙， 我来回答。
土木堡并没有损失京军主力。
很多人认为土木堡的明军有30万甚至50万。
今天史学家多认为是夸大的，明军总兵力不过十多万人而已。
而且，这十多万人并没有全部覆灭，损失大概比二分之一略多。
还有数万明军得以突围！唯一失败的是，这些明军根本没有造成瓦剌人的什么损失。
后瓦剌拼凑了十万大军杀向北京，由于骑兵速度很快，北京还是有危险的。
但北京的明军仍然有20多万之众，防御一座坚城还是有把握的。
另外，各地明军都设有卫所，还有边防的明军，都作为援军源源不断的赶来。
瓦剌本来是部落联盟，各部落心怀鬼胎，也先也无力控制。
在攻打北京不利后，瓦剌大军也只能撤退。
而明军的卫所制度，让全国有二百万左右，驻扎在全国各地。
《明史》卷《卫所》部分叙录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内外卫共为三百二十九个，至永乐年间增至四百九十三个。
按每卫五千人算,，约二百四十六万五千人自然，很多卫所军队战斗力很烂，不能和蒙古人、女真人作战，但对付匪盗和民众叛乱还是没问题的。
英宗时代，卫所很多士兵逃走或者没有战斗力，但能够作战的至少还有200万左右。
军队数量如此之多，地方不可能失去控制。

参考：
对此，瓦剌也先也很绝望，从朱元璋开始，到朱棣，到朱瞻基，几十年来，明朝将领有事没事带一大票军队来草原旅游，自己只能到处跑，好不容易出现一个脑袋进水的明朝皇帝，自己把自己50万明军坑没了，自己终于扬眉吐气了一番，但是依然攻不下北京城，这剧本不对啊，不应该是自己重现金国攻克北宋，俘获二帝（朱祁镇和朱祁钰两兄弟）的荣光，顺利称王吗？
瓦剌也先的疑问也问出了这道的疑问。
明明在土木堡，明朝损失掉了京军主力，为什么北京城还有那么多军队？
为什么明朝没有天下大乱？
为什么中央朝廷还能控制住地方？
这不科学！而这一切的原因都可以从明朝卫所制度中寻找答案。
卫所制度明朝学习和模仿唐朝府兵制度，创造出卫所制度，卫所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平时把军力分驻各地方，战时才命将出师；
将不专军，军不私将，军队属于国家。
卫所为明朝初期军事上的基本组织，其编制以保甲法为基础。
明制保甲称为里甲，每里十甲，每甲十户，又甲首一户，每里共百十一户。
卫所的编制也和保甲制差不多。
根据《明史》记载：“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
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此以成军。
”这里的卫指的是一兵团单位，设有指挥使（也就是一卫最高军事指挥官），管辖5个千户所，一共5600人；
每千户所（1200人）管辖10个百户所（120人），每百户所管辖2个总旗；
每个总旗管辖50人左右，小旗管辖10人左右；
各卫又分统于都指挥司，简称都司。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天下都司卫所，一共有17个都司、3个行都司、1个留守司，392个内外卫，65个守卫千户所。
明成祖朱棣开疆拓土之后，增设许多新卫所，最巅峰的时候一共有16都司、5个行都司、2个留守司，493个内外卫，359个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各依其方位，分别隶属于五军都督府。
所谓五军都督府，也就是左、右、中、前、后都督府，是明朝初期最高统军机关，设有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命事。
明太祖初下集庆，设置行枢密院，自己为最高主官；
又设置诸翼统军帅府。
把枢密院改置为大都督府，以自己兄长之子朱文正为大都督，全国卫军都属于大都督府，节制中外诸军事。
后来又因为军权太重，在洪武十三年在南京将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在永乐十八年，又在北京重新设立五军都督府。
都指挥使司，为地方最高军事机关，统辖省内各卫所，与管民事的布政司，管刑事的按察司，并称三司。
都指挥使司设立都指挥使1人，都指挥同知2人，都指挥金事4人，隶属于五军都督府。
也就是说都指挥使司虽然管辖军队，却只是地方军事长官。
与五军都督府平行之机关为兵部，设有兵部尚书、左右侍郎各1人，下设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司。
在明朝初器，兵部与五军都督府职权是如何划分的呢？
五军都督府总兵籍而不与调发，兵部得调发而不治兵。
详细地说就是兵部有发号施令之权；
五军都督府有统率之权，而无发号施令之权。
将领属于五府，士兵统于都司，遇有征伐战争，则由兵部选好将领充当总兵官，调卫所军率领之；
打完仗之后将领将所佩印还于朝廷。
与唐朝的府兵制很是接近。
兵归卫所，虽然将不知兵，兵不识将，但是由于明朝初期和明朝中后期不同，开国勋贵地位最为尊崇，权力也最重，一般打仗都是武将作为统帅，文臣作为参赞，而不是相反，所以在明朝初期，将领们倒也能发挥正常水平，比如在朱棣、朱瞻基手里，明朝依然可以开疆拓土，还革除了五代以来诸侯或者藩镇专擅军权的弊病。
如果不出意外，明朝初期这种勋贵武将位高权重，文官靠边站的情况怎么也要和汉朝、唐朝一样，延续个百来年，才逐渐走向衰落，乃至于消亡。
然而明朝开国才几十年，就碰到了和宋徽宗一样不靠谱的皇帝——朱祁镇，直接把明朝开国勋贵武将集团全部葬送。
兵士的来源明朝初期卫所兵士的来源，大概可分四类：一、“从征”，明太祖起兵的时候带出来的部队；
二、“归附”，明朝初器削平群雄所得到的部队及元朝降军；
三、“谪发”，因为犯罪迁隶为兵士者；
四、“垛集”，朝廷按人口一家五丁或三丁抽一的原则征的兵士。
关于从征、归附、谪发，《明史·兵志》记载：“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
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
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
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
”从征和归附两类兵士，都是明朝建立前的老军队；
谪发一项则纯粹以罪人充军，名为恩军，也被称之为长生军。
而垛集军才是卫所军最大的来源。
《明史·兵志》记载：“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为军，卫所无缺伍，且有羡丁。
……成祖即位，遣给事等官分阅天下军，重定垛集军更代法。
初三丁已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
正军死，贴户丁补。
至是令正军贴户更代，贴户单丁者免，当军家蠲其一丁徭。
”
其居住地址限于指定的卫所，非经特准，不能迁徙。
直系兵士壮丁死亡或老病，则由族丁或余丁替补；
比如住在卫所的军户主家死亡，必须勾取原籍族人补充进去。
所有兵士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其户口称之为“军户”，隶属于都督府，与民户隶属于户部完全不同。
在明朝，军户和民户的区分特别严格。
正因为有卫所制度和这些规定，所以在土木堡事变之后，明朝军队元气大伤，但并未伤及基本。
因为所谓的京军主力大部分都是从征、归附两类兵士，谪发和垛集都比较少，谪发兵士因为是罪人的后代，所有驻守地区大部分都在边远苦寒之地；
垛集兵士是征兵而来，大部分都在地方上，不在北京城内。
也就是说朱祁镇带走的50万军队绝大多数都是从征、归附两类兵士，而明朝军队的主要来源是垛集军，他们在地方上，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创伤。
垛集军全部散落在地方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北京城保卫战的时候，朝廷下达勤王命令的时候，明朝各地都冒出了大量勤王部队，这些部队就是地方卫所上的卫所垛集军。
虽然到了明朝中后期，卫所制度产生了种种弊病，但是在明朝初期，这是一种很先进的制度。
凭靠着卫所制度，明廷和于谦才有与也先和瓦剌军对抗的底气，最终瓦剌军在北京城下转了一圈，实在攻不下来，只能灰头土脸地回去。
而明朝也因为卫所制度，没有演变成北宋末期的动乱，实乃国之大幸。

参考：
您误会了。
一个正常的朝廷控制地方从来也不是用军队去控制的。
用军队去控制地方政府的朝廷那是军政府，是军阀。
很明显，大明朝廷不是军政府，不是军阀。
大明朝廷用来控制天下的是一个文官政府。
或者说，大明朝廷被一群文官控制着。
至于大明朝的军队，京军也罢，御林军也罢，地方军队也罢，都是归大明中央政府六部之一兵部管辖的。
明朝的兵部是怎么管理军队的呢？
一开始。
朱元璋从小明王那里独立出来后，仿照宋元枢密院制度 ，搞了一个“大都督府”作为他的军队最高指挥机关，他说：“凡天下将士兵马大数，荫授迁除与征讨进止机宜皆属之。
”即是说，这个“大都督府”既有统兵权，也有调兵权，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掌握着全国的军队。
群雄逐鹿，龙争虎斗 ，无时不打仗，无时不战斗，军队讲究的是“如身之使臂，如臂之使指”，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容不得拖拉扯皮，也容不得文官的掣肘。
“大都督府”正当其时，一如朱元璋所说，“凡天下将士兵马......皆属之。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团灭了“大都督府”，那，就等于灭亡了朱元璋的枪杆子。
历史上就不会有朱皇帝，也不会有大明朝了。
当然也没有什么大明朝的“京军”和“地方部队”了。
“大都督府”运行了二十年，到了洪武十三年，天下太平日久，多年已无兵戈，朱元璋政权对外军事斗争就不那么迫切了，对内制约反而日渐迫切。
毕竟每一个皇帝当权者天下太平之后，最怕的是部下造反了。
朱元璋下令把大都督府一分为五，分为“中、左、右、前、后”五个都督府，“中军都督府”管的就是京军。
左右前后军都督府管的就是地方部队、同时，朱元璋也剥夺了“军都督府”的人事升迁和部队调动以及政令发布之权，把这三项权力划归给了兵部。
“五军都督府”只管军籍和军旅之事。
“凡武职、世官、流官、士官袭替、优养、优给”等能让人升官发财的权力都归了兵部。
这还不算完，吏部也来分权了。
高级军官的任免权被吏部拿去了，兵部的军官自然是要归吏部管理的，包括五个都督府大都督首领以及各地都司卫所长官的任命升迁，都是“领听吏部选授”。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局面。
凡遇到战争，皇帝挑选出一个将领，让吏部发出任命，此将领去兵部领出“出兵之令”，凭“出兵之令”调出五大都督府属下的各卫所之兵，上阵打仗，打仗完毕之后，无论胜败，则收回出兵之令，各卫所军各回其防。
明白了吧？
明朝的军事是由五军都督府和兵部共同管辖的 ，还受着吏部制约。
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都督府有统兵之权，却无出兵之令。
这很高明，兵部和都督府是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持的，所谓“合则呼吸相通，分则犬牙交错”。
在地方上，各省府设立的叫做“都卫”，最高长官叫做“都指挥使”，也即是地方上的最高军事长官，掌一方军政，既听命于五府的军事指导，也听命于兵部的考核升迁奖赏惩罚。
明白人读到这里应该读出来了，“五军都督府”管的只是军籍以及一些参谋战事文书之事，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无有实权的事务衙门。
到了永乐朝，五军都督府已经变成了“守空名应虚数”的闲适衙门，五府之官变成了一种虚衔。
总而言之，大明朝的军事一切权力归了兵部。
而，兵部并不是一个个体的人。
它是一个机构，是一个机能完善的指挥机构。
就算是瓦刺太师也先在土木堡之变中消灭了京军，抓走了兵部尚书和皇帝。
再找一个皇帝和兵部尚书就行了。
重新找的皇帝是明代宗朱祁钰。
重新找的兵部尚书是于谦。
于谦这个人很能干，顷刻间稳定了京城局势，调来了各地军队，打了一场京城保卫战，这里就不详述了。
于谦之所以成功。
除了他个人的才能之外，兵部尚书的职权也是很重要的。

参考：
明朝在土木堡之变中，主力大军几乎丧失殆尽，接着，瓦剌军队一路撵下来，包围了北京城。
照理说，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引起全国各地的动荡。
尤其是明朝建立了藩王制度以后，各大藩王都有一定的权力，手中都有一定的军队。
而且，明朝在其他时候还多次发生藩王闹事，甚至于造反的现象。
可是为什么，土木堡之变事件爆发以后，全国各地却风平浪静，并没有站出来闹事及拥兵作乱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我认为，土木堡事变之后，明军失去了主力部队，而瓦剌已经打到北京城，把北京城团团包围的情况下，并没有动乱发生。
这是因为做到当时领导者的于谦，对时局的有效把控有莫大的关系。
那么，于谦究竟有哪些值得称道的做法呢？
（于谦画像）一、于谦使用长君建立强大的领导核心。
于谦当时极力促成了一件事，就是拥立长君，让朱祁钰上位当皇帝。
因为有了朱祁钰这样一位长君皇帝，也使得朝廷有了一个坚强的核心。
这个核心，就是以朱祁钰为首的核心。
朱祁钰是明朝皇室的人，并且是朱祁镇的亲弟弟，他来主政朝廷，全国各地都没有话说。
反过来，假设于谦不立朱祁钰为皇帝，而是把朱见深捧起来当皇帝。
表面看来，朱见深是最应该当皇帝的，因为他是太子，而且是朱祁镇的亲儿子。
但事实上，这样一来，于谦就免不了“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样一种嫌疑。
就像三国初年，大家都在抢天子一样。
因为天子很弱，又年幼，所以诸侯们才能够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
如果天子年长，而且不弱，那么，大臣们就不能实现这样的目的了。
由此可见，当于谦把朱祁钰捧起来以后，各地的藩王们就算想造反，他们也找不到理由，不可能做出“清君侧”之类的举动了。
（朱祁钰画像）二、于谦以卫国保家为宣传口号。
在瓦剌攻入北京的时候，于谦所做的宣传也是非常恰当的，那就是卫国保家。
“卫国保家”的意思，就是只有卫国，才能够保家。
在中原人看来，北方的少数民族是异族。
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侵，就是来抢夺中原人的家园。
更何况，元朝曾经南下统治过中国，后来被中原汉人打到了北方。
现在他们返回来，肯定就是来复仇的。
所以，当时的明朝人心中都是有畏惧的，害怕蒙古人重新回来后，会找自己报仇。
尤其是藩王们，他们更担心这一点。
毕竟一旦蒙古人把北京攻下来，他们首先要屠杀的，就是皇族。
这样一来，皇族就处在生死攸关的局面。
可以说，于谦的这个宣传，踩中了皇室的痛点。
于谦让他们知道，北京保卫战有多重要，一旦失败，覆巢之下，绝对不会有完好的人。
所以他们绝对不能添乱。
所以，尽管藩王们手中有兵权，他们也不好说三道四，更没有造反的理由了。
（北京保卫战）三、于谦并没有下令让各地的藩王们进京勤王。
于谦当时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就是要把蒙古人打回去。
于谦做出这样的判断，是有底气的。
毕竟北京城守卫的军队，数量并不少。
另一方面，瓦剌军队南下的时候，并没有准备粮草辎重。
他们的进攻并不能够长久。
还有一点，当时的瓦剌的大汗脱脱不花与也先是有矛盾的。
这个矛盾，使得脱脱不花巴不得明朝把也先打死。
他甚至可能在背后对也先递刀。
总之，瓦剌国内并不稳定。
他们是不可能打持久战的。
于谦基于这样的半段，认为北京保卫战一定能胜利。
因为有信心，有策略，有明确的估判，所以他并没有冒冒失失就命令各地的藩王们进京勤王。
事实上，如果命令藩王们进京勤王，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很有可能，这些藩王们就会拥兵作乱。
那样一来，明军不但打不败瓦剌军，而且还会迅速陷入动乱之中。
这就相当于晋朝初年“八王之乱”的情况。
八王之乱之所以爆发，就是藩王进京勤王，结果藩王们在干预朝廷的同时，招致其它藩王的不满。
如此循环往复，冤冤相报，最后才打成了一锅粥。
最终给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机会，晋朝就那样玩完了。
总之，虽然瓦剌已经打到了北京城，北京城危在旦夕，但是由于于谦的一系列做法，都是非常恰当的，因此瓦剌并没有得逞，天下也没有大乱。
可以说，是于谦用自己高超的智慧，瓦解了这一场危机。
（参考资料：《明史》《晋书》等）
参考：
1449年，蒙古瓦剌部在首领也先的率领下攻打明朝。
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忽悠”下，决定御驾亲征。
明英宗兵败土木堡，所率领的二十万精锐部队损失过半，明英宗本人也被蒙古军俘虏。
土木堡之变中，明英宗率领的明中央军主力基本被打残，皇帝被俘虏，几十名大臣战死。
明成祖时期的良将基本上损失殆尽。
北京保卫战时期，明代宗和于谦在北京只能集合大约2万军队，后期各地赶来的勤王军队却多达二十多万。
黄巾起义、安史之乱之后，中央政府的力量大大削弱，也基本上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
土木之变后，明朝中央政府却没有失去地方的控制。
为什么明朝中央没有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呢？
中国古代历史上，统一是趋势和主流。
在历史课上，经常说古代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中央集权有很大关系。
秦朝统一之后，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央的权力远远大于地方，地方的主要官员由中央任命，有一定任期。
从秦朝开始，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不断加强。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地方的权力相对有限，如果不是长期积累或者一些特殊情况，地方很难与中央抗衡，也不太容易出现割据势力。
历朝历代也都尽可能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正是由于古代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即使中央权力暂时较弱，地方也很难与中央抗衡。
靖难之役时，朱棣攻下南京之后，地方基本上也就是传檄而定。
北宋灭亡之后，宋高宗也可以轻易地控制地方。
明朝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更强，地方更难与中央抗衡。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地方上承袭了元朝的行省制度。
为了限制地方的权利，朱元璋又不断分割地方的权利。
朱元璋在原行省的基础上设立布政使司掌管地方行政、按察使司掌管地方司法、都指挥使司掌管地方军事，将地方的权力一分为三，各个权力之间相互牵制、分权。
经过分权之后，地方的权力进一步减弱，更加难以与中央抗衡。
明朝政府还通过设立监察机构、特务机构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明朝地方的大权基本上掌握在中央手中。
明朝在地方也以文官为主，建立了庞大的文官体系，文官在明朝地方也占据优势。
明朝地方的武将则受到地方文官的牵制，武将的权力相对有限。
武将很难获得割据的相关条件。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在地方实行分封制，各个诸侯王的实力相当大。
朱棣自己就是藩王造反，成功地当上了皇帝。
朱棣登基之后，立即着手削弱诸侯王的实力。
朱棣限制了诸侯王的军权，还限制了诸侯王的人事权，将边疆重地的藩王迁徙，打击势力较强的藩王。
朱棣削藩之后，明朝藩王基本上失去了抵抗中央的能力，各个实力较强的诸侯王也被朱棣先后废黜。
明宣宗上台之后，继续打击藩王的势力，比如镇压朱高煦叛乱，继续削弱诸侯王的军权和政权。
经过明宣宗的“整治”，明初藩王实力过强的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地方藩王彻底失去了与中央抗衡的实力。
到了明英宗时期，地方省府难以形成割据，地方藩王实力过弱，地方只能牢牢依附于中央。
即使中央实力衰落，地方也难以与中央抗衡。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也非常注意分割军权。
朱元璋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将军权一分为五。
朱元璋还让五军都督府和兵部相互牵制，将调兵权和统兵权分开，使其相互牵制，最终军权掌握在皇帝手中。
无论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都掌握在皇帝手中，没有皇帝、兵部和五军都督府的命令，地方官员无权调动军队。
虽然当时明朝京师危及，但是却依然没有失去对方军权的掌控，地方依然掌握在中央手中。
明朝在各个地方设立卫所制度，每一卫大约有5600余人。
卫所以下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小旗等。
卫所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和兵部，没有中央的调令，各个卫所的长官并不能调动军队。
明朝卫所的军队隶属于中央，也可以监控地方。
一旦地方有什么风吹草动，中央便可以从就近的卫所调兵。
比如，宁王叛乱之时，中央军还没有达到，便被地方军队击溃。
土木之变后，明朝京师军队空虚，地方军队的总人数超过了中央，但是地方军队过于分散。
如果一个地方发生叛乱，很难联合其他地区，最终只能“孤军奋战”。
即使可以多联合几个地方，由于交通等情况，也很难形成合力，最后也免不了失败。
除非大部分地区都宣布脱离明朝中央，或者起兵叛乱。
这种情况往往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土木之变则是一个突发事件。
土木之变后，明朝不仅没有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反而在全国的通力配合之下击溃了瓦剌军，获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北京保卫战胜利之后，明朝转危为安，又延续了近200年时间，成为中国古代最长寿的封建王朝之一。

参考：
土木之变发生在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8月），它对明朝政权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也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点。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六月，瓦剌大军大举入侵明朝边境，明英宗和太监王振亲率20万大军出征，打算打侵略者一个措手不及。
途中他们得知瓦剌有所防备，就打算撤回北京，途中遭遇瓦剌大军多次袭击，主力部队在土木堡遭遇瓦剌袭击，明军遭受重创，伤亡过半，明英宗皇帝朱祁镇被俘。
土木堡一战，明军损失惨重，京师20万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可尽管如此，明朝政权依旧安然无恙、巍然屹立，并没有遇到什么挑战。
为什么在此情况下，明朝皇帝能得到地方诸侯的拥护，没有人起来造反？
主要原因如下：瓦剌没有吃掉消灭明朝的野心和实力。
中原政权被少数民族政权消灭，要有一个基本条件，那就是少数民族政权有问鼎中原、取而代之的野心。
蒙古、辽朝、金朝和后金政权入侵中原就属于这种情况，他们都把灭亡中原政权当作自己的基本国策，无论有没有能力，都足以对中原政权构成威胁，削弱中原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
也就是说，有了外患，就会有内乱，各地诸侯就有可能兴风作浪，浑水摸鱼，挑战中央政府，或者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让朝廷失去权威。
可是土木堡之变时期的瓦剌，根本没有消灭明朝的打算，没有把进军中原当做自己的基本国策。
土木堡之变的起因，是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去给明朝皇帝送马匹，其中有2000多名工作人员，按照惯例，明朝政府要按照人头发补贴，可是带队的人为了骗取补贴，多报了1000人。
可是他们虚报人数被明朝官员发觉了，只是照实际人数发放补贴，并没有多给钱。
接下来明朝官员在验货的时候，发现这些贡马质量不符合要求，存在以次充好的现象，于是在结算的时候就没有照价付款，只付了合同约定款项的百分之二十。
当然以次充好是明朝官员的一面之词，此事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瓦剌方面欺负明朝官员不懂行，但是这次遇到了内行；
二是明朝官员吃拿卡要故意刁难。
不管怎么说，这次合作极不愉快，成为瓦剌入侵明朝的导火索。
但是瓦剌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泄愤、报复，只是侵扰边境，掠夺边民，没有灭亡明朝的打算。
其次，瓦剌也不具备灭亡明朝的条件，主要原因是内部不稳。
瓦剌军事领导人也先与统治者脱脱不花一向面和心不和，相互提防。
脱脱不花名义上是汗，但也先掌控了一部分权力，有不臣之心，想篡国夺权，提出立自己外甥\"为太子\"。
但是脱脱不花不是汉献帝，他还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与也先抗衡，所以双方明争暗斗，谁也吃不掉谁。
攘外必先安内，瓦剌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就没有精力也没有计划灭亡明朝。
土木堡之变说白了就是一场贸易纠纷引发的战争，不是亡明朝之战。
也先在同年十月份再次侵犯明朝，兵临北京城下，也没有灭亡明朝的打算，他只是想利用手里的人质英宗敲竹杠，在京城下提出的条件就是“索取黄金和丝织品以万万计”。
也先发动战争的目的只是为了蝇头小利，是为了贸易，一旦恢复与明朝的通贡互市，双方就能和平相处。
在此情况下，明朝政府就能够控制局势。
如果像大清入关那样，以消灭中原政权为目标，又节节胜利，明朝皇帝还能不能控制局势就很难说了。
于谦忠心耿耿，政府没有失去人心在土木堡之变中兵部尚书邝野战死，身为兵部侍郎的于谦接任兵部尚书。
作为明朝最后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军界大佬于谦，对明朝忠心耿耿，成为稳定局势的定海神针。
在英宗被俘后，于谦等拥立朱祁钰即位，并让皇帝下令各地武装力量进京勤王，积极备战，以逸待劳迎击瓦剌军队入侵。
当时明朝没有哪个地方将领才能和号召力能跟于谦相提并论。
后来称雄的石亨、杨洪、柳博等将领，当时还是无名小卒，是因为于谦提拔才有了用武之地。
总的来说，当时大局不乱，瓦剌只是来“讨公道”，或者说是敲竹杠。
皇帝虽然被俘，但很快有了继承人，朝廷不乱，下面将领没有人敢造反。
再说明朝各地将领都是受过忠君思想教育的，当时不是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他们不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
明朝当时的情况，跟崇祯统治时期不一样，政权还没有腐败到病入膏肓的地步，政府还没有失去人心。
地方军队拿的都是政府俸禄，没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造反。

参考：
在经历了“土木堡之变”后，明朝中央还能牢牢的掌控明朝各地方，让各藩王没有心思学朱棣一样，再来一次“靖难之役”，最重要的核心得益与明朝独特的卫所制度。
01卫所制度的由来明朝洪武初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
曾经因为明军的事情发愁。
身为贫农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在战争中成长。
他深切体会到，农民和战士之间的因果关系，也知道如果国家没有常备军那么将会受到外族的侵袭，而当时的北元还在，北走大漠的元顺帝还存在一定的势力，很可能转土重来。
但是如果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要养起如此之多的将士，农民的压力就非常的大，这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毕竟当时经过混战，许多地方都是千疮百孔，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生产和建设中。
如何在两者之间平衡，就让朱元璋一度想不出的方法，既不可能学唐朝的募兵制或者佣兵制，也不可能学宋朝的兵制，这是有一个元朝投降过来的大臣，给了他一个建议，这个建议立刻让朱元璋大喜，立刻执行。
就是后来的明朝卫所制度，而明朝的卫所制度也贯穿了整个明朝的历史，正是明朝的独特的卫所制度，造成了明朝的崛起和兴衰。
02浅说明朝卫所制度简单的说，明朝的卫所制度，类似屯兵制。
或者和满清的初期的八旗制度有点类似，就是国家建立军户，而军户门每家每户抽出人丁来进入卫所，并且还需要提供一个人负责照顾这个人的日常起居生活。
而明朝也分给军户家里土地和一些优待政策，但是卫所大部分开支，都是靠自己劳动来养活，这个算是古代吞兵制度的升级版。
建制上也分的非常的仔细，一卫---千户---百户---总旗----小旗为单位管理，而他们都只听兵部的话。
日常会训练，闲暇时会去种粮食，基本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自己种自己吃，还能将屯兵和就粮结合起来，又不用农民交粮养明军的制度。
可以说这套制度在当时，确实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朱元璋就曾经自豪的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03军户的来源和发展明朝的军户分了两次发展，第一次是洪武年间，庞大的军户来源是元朝投降过来的军户，第二种是跟着朱元璋征战的军户，两者结合就成为了朱元璋百万之军，朱元璋正是靠着他们平定了云南，四川，贵州等地，最后在捕鱼儿海取得了大胜，都是这些军户的杰作。
但是朱元璋死后，这个军户的制度开始有些变样了，在管理上的松懈和后期靖难之役的发生，当然还有是一些社会问题的发酵。
让许多无法脱籍的军户，纷纷逃离了，导致了明朝中期，出现了卫所战斗力低下，人员短缺等情况发生。
为了补充兵员，卫所制度就引入了一下犯人或者流浪汉等人，由于人员的结构复杂，让卫所形象大跌，更是失去了以前的战无不胜，攻不不克的勃勃生机，死气沉沉的卫所最后在无奈错过了围剿李自成最佳时机，并且没办法将努尔哈赤扼杀于微时，最终和明朝一起被历史淘汰。
04忠于明君的卫所虽然明朝中晚期的卫所在战斗力上，已经出现了滑坡，但是在土木堡之变时，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的，而土木堡之变只是失去了守卫京师的精锐，可是对于偌大的明朝来说，给上一定的补充是无惧这种损失的，这也是于谦能够坚持受都城的底气和信心，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坚持下来，各地勤王的卫所就会组织起来，保卫京师，正是因为卫所只忠于明朝中央，并不是某一位将领或者王爷的私人部曲，所以调动起来才能更加自如，而卫所之所以对明朝天子如此忠心，重要的还是自己生活来源，就是农耕结合，如果没有明朝给的地，那么他们将成为流民，在当时还是有效控制地方的明朝管理机构下，这无疑是没有多少生存空间的。
只是后来的发展中，卫所的弊病越发显现了出来，导致了卫所制度遭受破坏，才出现了崇祯要大家勤王，大家都坐着看戏的局面发生，最后被满清一个一个的吞吃掉。
当然其中还牵涉许多问题，但是拱卫明朝的就是卫所，失去了将士保护的明朝中央，在崇祯的昏棋连下之后，被推倒是迟早的事。
05总结：明朝的经历了土木堡之变，虽然损失严重，可是毕竟只是损失了京师的卫队而已，在明朝的其他地区，还有驻扎着许多的军团可以随时进行补偿，而这些人听命的是明朝的兵部，也就是明朝兵部如何没有心思想自己做天子，那么对于地方来说，还是能很有效的控制的，毕竟将士才是国家的顶梁柱，只要他们一天保家卫国，那么及时有宁王这样的叛臣，也只是昙花一现，更多的是王阳明，戚继光和秦良玉这样的忠君爱国的名将会挺身而出。
我们由此更要感恩我们的先辈和解放军战士们，因为没有他们我们就没有现在这样一个美好和稳定的环境，感恩他们的付出！我们将会继承他们的脚步，为了祖国的美好明天而奋进。

参考：
首先，明朝这样的封建王朝，属于家天下----老朱家的私人财产。
在儒家礼教的教导下，“君为臣纲”为首的三纲五常思想深入人心。
文武百官都对朱家忠心耿耿。
老朱家有一个继承人在，大家就要忠心与老朱家。
甚至，老朱家都灭亡几十年了，还有人打着“反清复明”的口号。
当土木堡事件发生以后，明朝的中枢系统还存在，马上推举“皇弟”郕王朱祁钰登基称帝。
朱家王朝，还是有人来掌权。
那些地方官员作为打工仔，自然还是要听中央号令。
其次，地方官员没有兵权。
明朝的将军们没有治兵权，只有统兵权。
说白了，平时将军见不到兵。
等到打仗了，兵部从各地卫所调集士兵，然后，再分派给出征将军。
而作为平时管理士兵的卫所，没有调兵权。
卫所兵又经常轮值，根本形不成“私兵”。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没有掌握兵权的地方大员！将军们和文官们就是想叛变，手底下也没兵啊。
当然，在朱棣当皇帝之前，明朝藩王手握重兵。
这些兵，可以说是藩王的私兵。
不过，这都是历史了。
也是因为这种兵制，明朝搞武装叛乱的，除了藩王，就是自发组织的农民起义军了。
正规部队，基本没有跟着将领出来搞分裂割据的。
（大太监曹吉祥叛乱是个例外，他是花钱买的蒙古雇佣军。
）最后，于谦很快就打赢了北京保卫战，稳住了局势。
古代的通讯条件太差了。
从土木堡之变到北京保卫战，只有两三个月时间。
这么短的时间，很多偏远的地区还不知道朱祁镇被俘虏了。
他们就是知道一些消息，也不准确、不详细，更不知道朝廷到底受到多大打击。
某些“不稳定份子”也把不准时机，也是犹豫不决。
那就等等再说。
结果，再有消息传来，就是于谦就打赢保卫战，稳定住了局势。
（文|勇战王聊历史）
参考：
导读：到明朝时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早已非常成熟，儒家文化中忠君爱国的思想已经被广泛的接受。
所以即便崇祯帝自杀京城失守南明都能暂时坚守半壁江山，土木堡之变明朝仅仅失去了军事主力怎么会失去对地方的控制？
虽然明朝因此提前由盛转衰，但是此时明朝立国将近百年法统深入人心轻易不会发生叛乱。
况且明朝不割地不屈服坚决打赢了京城保卫战，怎能赢得国人尊重。
此时的明朝蒸蒸日上，政通人和、安居乐业的局面在面临危机时更能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所谓多难兴邦，明朝怎么会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呢？
华夏文明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大一统概念早就深入国人骨髓。
明朝作为封建王朝倒数第二个王朝中央集权制已经非常成熟，不会因为风吹草动就会失去对地方的控制。
再说明朝分封的藩王经过明成祖的调整早就没有了军政权力，更不会在土木堡之变后捣乱。
而土木堡之变发生时明朝才过了不足百年，还没有到社会矛盾激化、腐朽不堪的阶段；
多难兴邦下正是民心和凝聚力的体现，所以京城保卫战才在文臣于谦的领导下迅速打赢。
所以天时地利人和俱在，明朝怎么会失去对地方的控制。
到明朝时大一统王朝时代已过千年，成熟的中央集权制让明朝随受到打击依然能迅速恢复从秦朝统一六国后出现了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开启了中央集权制代替实行千年的分封制。
虽然中央集权制在汉朝时出现了反复，郡国与直辖并行引发了七国之乱。
但是大一统王朝和中央集权制逐渐成熟并深入人心，异姓不得封王更成为封建王朝的铁律（当然唐朝异姓王还是有的）。
经过数百年的沉淀，封建王朝在隋唐时代形成了成熟的三省六部制等成熟的政治体制。
明朝时还出现了成熟的行省、府、县等行政区划，中原王朝通过三省六部制和详细的乡政区划牢牢掌控着地方。
虽然土木堡之变让明朝元气大伤，但是明朝的政治架构和管理体制没有任何变化。
在这种状况下明朝保持流畅运转，在庞大的国力下很快就迅速恢复了。
虽然不能像之前那样强盛，但是明朝之后也曾经出现过中心延续了两百年的国祚。
千百年来封建王朝时代儒家已经成为一种宗教，儒家倡导的忠君思想在土木堡之变的关键时刻起到了作用从汉武帝时期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千年时代，忠君爱国成为封建王朝的主流思想。
没有一个王朝的帝王不希望如此，所以在推波助澜的同时不断给儒家的孔圣人增加封号。
尤其是到了到了隋唐时代，为了对抗世家帝王不断打压世家。
要破除世家对于朝堂和读书的垄断，提升寒门学子晋升通道来对抗世家。
所以科举制应运而生，由于相对公平的选拔制度让科举制迅速赢得全体读书人的拥戴。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期盼让无数读书人对朝廷忠诚度迅速提高，尤其是在明朝文人的地位更高。
虽然明朝元气大伤，但是瓦剌得逞后读书人绝对没有好下场。
所以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出于对江山社稷的忠君思想，从京城到地方的文官也不会允许发生对地方失去控制的可能。
武将、主力军队遭受重大打击后文臣代表于谦出面组织京城保卫战，虽然导致了文驭武局面的诞生，但是毕竟稳定了大局延续了明朝的国祚虽然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元气大伤，但是文臣却迎来了在朝堂上的绝对权力。
因为朱元璋开始的文武相互制衡在此时失去了平衡，有威望战功卓著的精锐武勋基本被一扫而空。
文臣无论是出自忠君爱国的思想，还是为了保证自己一家独大的朝局都必须誓死保卫大明帝国。
正是于谦扶朱祁钰登基绝了瓦剌的希望，同时大量的粮食和勤王军队进京终于答应了京城保卫战。
在这种状况下，文官是不允许地方出现任何动荡局面。
地方藩王经过明成祖朱棣调整后已经没有实权，不会在国家遭受重创时发声汉晋时代类似七国之乱、八王之乱等动摇王朝根基的内讧历代王朝中对于异姓大臣不放心，一心分封宗室为藩王分镇天下的有三个朝代。
但是汉朝、晋朝和明朝无一例外都出现了叛乱，明朝的燕王朱棣还凭借靖难之役夺得了皇位。
明朝早期的藩王掌控着军政大权，所以建文帝继位后发现了威胁就开始削藩。
只是建文帝太着急了弄的天怒人怨，最终被发动靖难的叔叔燕王朱棣夺了皇位。
朱棣称帝后角色已经发生了转化，深知藩王掌权危害的明成祖开始对藩王进行调整。
经过调整后的明朝藩王基本是当猪养的，没权没势只能拼命捞钱。
没权没兵的明朝藩王向叛乱比登天还难，明武宗时期宁王在南昌发动叛乱；
虽然一度范围扩大到了安徽境内，但是仅仅43天就被文臣王阳明平定。
所以先不说明朝藩王在土木堡之变后发动叛乱会不会被民众指责，就是想叛乱都没有可能。
文臣都能平定宁王叛乱，所以虽然此时明朝国力大减也不存在地方藩王动荡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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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瑕疵，劳烦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