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长官投敌手下士兵可以拒绝服从吗

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抗日战争期间发生过许多次投敌事件，但结果却不尽相同，有的是长官投敌后把部队整建制拉走成为伪军，比如吴化文；
有的是长官只能带着亲信叛逃，比如邢仁甫；
有的被部下发觉后活埋，比如石友三，其问题的核心，在于一支军队的性质是否“私有化”。
《亮剑》中一定要加上楚云飞老部下钱伯钧准备反水投敌的情节，其实是有所喻指的，因为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抗战期间确有高级军官和部队投敌的行为。
而在剧中，日军宪兵队长平田一郎只需搞定钱伯钧和营副两个人，几乎就可以拉走这支近2000人的队伍，充分说明了军阀部队的私有化性质。
在民国时期的杂牌军阀军队中，维系上下级关系的是兄弟、同乡、亲戚等多种私人关系，下级只听顶头上司的命令，士兵则只认长官，没有对错之分。
这样的组织结构，造成只要军事主官决定倒戈或反水，哪怕是投敌当汉奸，大多数士兵也会跟着盲从，个别不从的也许会有，但结果一定凶多吉少。
根本的缺陷在于部队没有政治思想工作，完全凭借私人关系和利益集团来带兵，部队成为长官的“私家兵”。
钱伯钧是楚云飞多年的兄弟和部下，翻起脸来指挥一营的官兵们差点把团长给灭了，因为他们只听从钱伯钧这个顶头上司的命令，管你团长师长呢。
《亮剑》骑兵连长孙德胜的老长官石友三，其试图投敌和被干掉的情况比较特殊，出身于西北军的石友三一直与日军勾勾搭搭，并且签署了“互不进攻”的协定，但尚未正式投敌。
而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只是他“理论上的部下”，即所部归石友三节制，两人本来就有过节，再加之石友三第69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警觉后与高树勋密商，所以才能够在1940年底把石友三诓来活埋掉。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高树勋提前干掉了这个家伙，当石友三正式投敌时，是一定能够带着其基本部队69军成为汉奸队伍的，因为这支匪气十足的队伍是石友三本人一手带起来的，完全是他的私人武装。
类似于孙德胜这样不从的低级军官或士兵，只能以“开小差”的办法脱离部队，公开反对必然死路一条，因为大多数部众只听从石友三的。
抗战期间黄埔系中央军整体主动投敌的事件鲜有发生（山穷水尽情况下投降不计），一方面是蒋介石的抵抗意志比较坚决，一方面是黄埔军校开办了政治科目，学员具备一定的思想意识和国家观念，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比较谨慎，中央军各军师级单位都设有“政训处”，主要工作即是防控官兵的思想动态。
但杂牌军尤以西北军的投敌数量最多，一方面是蒋介石的歧视和排挤，一方面确实说明冯玉祥的治军方式太成问题，“曲线救国”只是借口，缺乏民族气节和抗战意志才是真。
老冯一生倒戈八九次，每次只要他下定决心了必然事成，没听说哪个部下能拦住他的，因为西北军什么五虎将和十三太保之类的军官是他提拔起来的，士兵是他们自己招的，他冯玉祥就是家长。
我们的八路军是党的队伍，并且有“军政双首长”和“支部建在连上”的政工制度，因此队伍绝不可能成为某个人的。
115师教导第6旅旅长（地方武装扩编的部队）、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生活腐化，又对组织上调其去延安学习持抵触态度，于是在1943年7月杀害了老红军、副司令员黄骅同志，试图率领所属部队投敌。
然而邢仁甫想错了，即便杀害了黄骅将军，他的叛变行为仍然遭到部队干部战士的坚决抵制和不从，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纷纷摆脱他的控制，无奈之下他只好带着老婆和少数几个亲信跑到天津投靠了日本人。
1949年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已经成为国民党专员兼保安司令的邢仁甫被活捉，公审后被处决，而为了纪念黄骅同志，1945年特将河北省新青县更名为黄骅县。

参考：
当然可以的。
八路军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团长投敌，被排长拿下。
八路军鲁中军区第1旅老1团是一支英雄部队，令日军闻风丧胆，不战而寒。
但是，这样一支英雄部队，1941年却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叛逃事件。
原来，进入1941年后，日军对鲁中反复“扫荡”，手段更加残酷，局势更加紧张。
老1团反“扫荡”后进驻到孙祖一带进行休整。
旅长王建安率旅部驻高家中疃。
老1团长李福泽与政委王文轩率团部与2营驻孙祖。
11月的一个寒夜，2营4连在营长侯志林和连长柴延太带领下冒着山谷中呼啸的冷风，急匆匆地向沂水城方向疾进。
侯志林在队伍最前面，柴延太在队伍最后面。
侯志林突然却向后面大喊：“6连！怎么还没跟上？
快，跑步前进!”其实，后面根本没有6连。
队伍快速地行进，战士们却渐渐出现一些议论：“这次强行军是去哪里?”“怎么事先不开个动员会，连班、排长都糊里糊涂?”“以前每次行动都是团领导带队，这次怎么不见一个团领导?”连文化教员董良仲听到这些议论，更加重了自己心中的疑虑，觉得这次行动的确反常，悄悄问3排长：“咱营的曹教导员为什么没来?”“不知道，连庄副营长也没来。
”“马指导员呢?”“让侯营长叫去了，在队伍后面。
”4连指导员马洪南正被叫到了侯志林前面，以后候志林就不让他离开自己身边。
当到达铜井时，侯志林又双手叉腰，又大发脾气：“怎么搞的?5、6连怎么还没跟上来？
马洪南，你把枪交给通讯员，叫他交给柴连长带便衣侦察前进，你在这里等一等5、6连，叫他们急速前进！”马洪南把枪交给了通讯员。
侯志林带着通讯员又向前急急赶去。
队伍到达离沂水城还有七八里地远时，被侯志林带进了一个小村子。
然后，他下令封锁村子所有路口，在此休息、吃饭。
战士们仍是满肚子疑惑，董良仲更是睡不着，找到几个排长又悄悄议论此事。
排长们也认为有些反常，提议让董到连部探听消息，弄明白这次行动到底要干什么。
董良仲来到连部，被通讯员挡在门口说：“营长在屋里睡觉，谁也不让进。
”董良仲说：“那你把柴连长叫出来，我对他说个事。
”通讯员还是守在门口：“柴连长说有事以后再说。
”董良仲隐约听到屋里侯和柴在争论什么，却听不清具体内容，预感要发生什么大事，于是急忙转身回去，对排长们说：“我看这次行动不是什么强行军演习，很可能有人捣鬼，要小心上当。
这里离沂水城很近，要警惕发生意外。
”排长们立刻警觉起来，决定1排长马上带队占领村子的北面高地，向沂水方向派出嘹望哨，发现敌情就开枪报警；
其他排长再召集小组长开会，研究对策；
董良仲再去连部探情况。
天刚亮，尚在孙祖的2营副营长庄中一突然发现4连不见了，去找营长侯志林，也不见人了，去找教导员曹普南。
曹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哪去了！”两人急忙跑到团部，问团长李福泽。
团长李福泽也不知道。
李福泽立即意识到事情严重，找来政委王文轩和参谋长高文然，一起碰头。
曹普南说：“最近发现侯志林、柴延太经常在一起嘀咕什么，关系不太正常……”高文然问：“你看他们有没有带队投敌的可能性?”曹普南说：“依我看，这种可能性不大，没发现他们与什么身份不明的人接触，敌工人员也没与他们来往。
”李福泽果断地说：“不管如何，由高文然同志带几匹马去追，估计三四个小时就能追上。
我相信战士们不会开枪。
”高文然是2营的老营长，班、排长都熟悉，说：“我只要追上，就能把部队带来。
”高文然走后，李福泽和王文轩立即去旅部汇报。
其实，这确是一起侯志林、柴延太经过密谋策划、以欺骗手段准备带队投敌的叛逃事件。
侯志林，20多岁，寿光县人，曾在韩复榘的军队里干过司务长。
老1团在反“扫荡”斗争中打朱位时，李福泽下令1营攻击南门，令侯志林带2营到北门把敌人堵在鹿砦里面。
结果，侯志林延误了战机，使敌人从北门逃窜。
李福泽便狠狠批评了他一顿。
进驻孙祖后，团党委决定送侯志林到抗大学习。
决定还没公布，就被他觉察到，认为自己失去了信任，便利用自己曾在4连任过连长并和现任连长柴延太气味相投的关系，准备拉队伍去投敌。
侯志林万万没料到，天刚亮，柴延太就慌慌张张跑进连部：“快！侯营长，看样子我们暴露了。
1排长带人抢占了村北的高地，2、3排也向连部包围过来，马洪南跑回孙祖了，小董在门外大吵大嚷要冲进来，快走！”侯志林掏出驳壳枪，就往外冲。
这时董良仲已冲进院门，大喊：“快打呀，侯志林叛变了！”枪声响了。
侯志林一惊，随即判断出枪声是向他发出的警告，并不是真正向他射击，还没醒悟，反而向柴延太几个人一招手，一起向村外突围而去。
2、3排长和董良仲一商量，认为这里离敌人太近，枪声已惊动了敌人，必须迅速脱离，赶回孙祖。
于是，三个排放弃追击，集合起来，由1排长带着往回赶。
走了10几里，对面疾驰过来几匹马。
马上是团参谋长高文然，后面跟着指导员马洪南。
战士们—下子欢腾起来，高高兴兴地跟着高文然等人返回了孙祖驻地。
董良仲和排长们成功地挫败了侯志林、柴延太的阴谋。
而侯志林、柴延太等五个人突围出去后，像惊弓之鸟，跌跌撞撞通过沂北根据地，窜入临朐博山，想在山里找个村子休息一夜再去路北。
柴延太找到村长，自称是鲁中老1团的，有任务要去路北，要村长杀鸡买酒接待。
村长立刻怀疑起来，因为这里处在交通线上，从来没有八路军停留过，再看几个人惊魂未定的狼狈相，于是一面装作杀鸡买酒把他们稳住，一面派人向博山的八路军新1团报告。
当晚，新1团一个排把山村包围起来，要侯志林他们缴枪。
五个人慌了手脚，想跑来不及，横下一条心突围。
刚跑到村口，枪声就响了，侯志林被当场击毙，柴延太吓得六神无主，带着通讯员等三人举手投降，被新1团押去了旅部。
经过审讯，柴延太等人对叛逃事实供认不讳。
随后，鲁中1旅在高家中疃召开公开宣判大会，旅长王建安主持宣判大会，政委周赤萍作了重要讲话，然后，叛逃分子被执行枪决。

参考：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当然可以拒绝服从。
不要说长官投敌，就算长官不是投敌而是合作，也有大把的部下不支持，甚至直接武力对付你。
大家如果想看点真实的历史，就多看看萨沙的文章，少看些八股文。
大家都知道红军长征以后，在中央苏区范围的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都留下了游击队。
除此以外，还有1万多人的留守部队，负责人是陈毅和项英。
然而在国军强力围剿下，陈毅和项英部队很快就没了，变成一只只小规模的游击队。
类似的游击队还有很多。
到了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合作。
根据协议，南方各省的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
但是，问题就来了，所谓国共合作只是今天的名词，当年叫做国军收编共军。
红军的衣服、徽章统统不要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红军也没有了，变成了国民革命军。
在几乎所有的南方红色游击队看来，这就是叛变投降啊。
这些游击队在国军围剿下能够生存几年，大都经历过各种残酷的作战，人人都是九死一生才活过来的。
这些人如果叛变投敌，早就投降了。
此刻陈毅、项英派人去联络这些游击队，后者都认为这些人是来诱降的，甚至认为是叛徒联合国军将他们骗下山杀掉。
在这种残酷环境下，最令人痛恨的不是敌人，而是叛徒。
所以，抓住敌人可能不杀，但叛徒一定会处死。
于是，一时间陈毅派出去的干部被游击队杀了很多：中共皖赣省委关英，在弋阳磨盘山上被游击队杀了；
红十六师政委明安娄和中共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被赣东北的游击队杀了；
湘南游击支队支队长曹树良，在湘赣边被游击队杀了。
。
甚至，陈毅自己也差点被杀了。
11月中旬，陈毅来到陈毅来到湘赣边的九龙山游击区。
这里有一支一二百人规模的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几乎人人都和敌人有血债。
听说陈毅要让他们下山接受改编，也就是“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动员大家下山……”游击队负责人谭余保立即下令将他绑起来。
谭余保痛骂陈毅是软骨头，当年自己还曾经听过他的关于坚持斗争的报告，要求他交代勾结敌人的经过。
陈毅解释来解释去，对方不信。
而战士们群情激奋，一致要求将陈毅就地杀头。
当时谭余保也同意了，命令部下将陈毅拖出去杀死。
在关键时候，陈毅临危不乱，突然破口大骂谭余保他们才是真正叛徒，叛变革命，打着革命旗号做土匪。
谭余保见陈毅如此激愤，反而有了怀疑，于是下令暂时不要杀他，派人下山去吉安新四军的通讯处打听。
2天后，情报员带回几份报纸，谭余保弄清了吉安确有共产党的新四军通讯处，才给陈毅松绑道歉。
后来谭余保这支游击队跟陈毅下了山，被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
然而，还有游击队无论如何不下山，然坚持打土豪政策。
国军随后宣布他们都是土匪，将他们基本全部歼灭了。

参考：
这种情况在近代出现了很多次。
我举一个比较冷僻的例子：陈明仁将军1949年宣布起义，结果麾下三个主力军都拒绝服从陈明仁的“起义“命令。
陈明仁1948被任命为第一兵团司令后，一直在和程潜将军密谋“起义”，为此，他还把第一兵团主力第十四军军长傅正模“明升暗降”提升为第一兵团副司令，专门让自己黄埔军校2期学弟，同时是老乡的成刚从新编的102军调到14军担任军长。
认为自己这个学弟兼老乡执掌最重要的第十四军，那么起义肯定万无一失。
结果没想到陈明仁和程潜将军在长沙宣布起义的消息一发布，成刚就带着十四军“反水”了，整个十四军完全投向白崇禧，这让陈明仁非常惊讶和沮丧。
后来成刚带着十四军残部由越南撤回了宝岛，成刚本人在1964年病逝于台北。
不止成刚，陈明仁将军另一个关系更密切的学弟兼同乡熊新民也带着71军也“反水”了。
说起与陈明仁的亲密关系，熊新民更亲密一点，熊读黄埔六期时，陈明仁正好是他的中队长，熊新民黄埔军校毕业后因为学习成就优秀，被分入军校教导队，后来教导队扩编为警卫军，也就是抗战时著名的87师与88师前身。
正因为熊新民是警卫军出身，所以他才能担任71军军长。
陈明仁将军通电起义后，他带着71军投向了白崇禧，成为白崇禧麾下第一兵团副司令兼71军军长。
最后熊新民兵败被俘。
总而言之，陈明仁将军长沙起义后，他是万万没有想到他麾下三个主力军14军、71军和100军全部“反水”，陈明仁将军麾下能控制的就是四个所谓的暂编师，第一兵团7.7万人精华全在那三个野战军，结果三个军全部“反水”。
其实这都不算最夸张的，最夸张的是陈明仁将军第一兵团司令部警卫团一度都拒绝执行陈明仁将军“起义”的命令，甚至警卫团有大部分士兵“反水”。
陈明仁将军后来不提任何要求，除了陈将军本人淡泊名利以外，更为重要的是他麾下精锐全部“反水”，心高气傲的陈明仁将军也不好意思提什么要求。

参考：
长官投敌的时候，手下的人不仅可以拒绝服从命令，而且可以将长官抓起来，送交上级处置。
1938年，原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借参加国共两党公祭黄帝陵的机会，突然叛变投敌，向国民政府方面的代表表示，自己有重要事情需要向蒋当面汇报，请国民政府方面的代表官员提供协助。
国民政府方面的代表当然也不傻，瞬间就明白了张主席这是什么意思，马上请示了中央，将张带到西安，然后安排火车送往当时的国民政府驻地武汉，安排张去见蒋。
不过张主席在到达武汉的时候才发现，来接他的不是国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还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
随即，张主席被带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
周代表中央与他进行了谈话，试图劝说他回去，但张顽固表示，他一定要去见蒋，拒绝返回延安。
张的理由是，他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现在国共合作，他有权利要求向蒋回报工作情况。
周虽然很生气，但在请示中央之后，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
之后，经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与国民政府联系，安排了张与蒋见面，并且由周亲自带着前去见蒋。
张一见到蒋，就特别激动的握着蒋的手说了一句“兄弟在我糊涂多年”，在一旁的周见状马上补充了一句：“你糊涂，我们可不糊涂！”蒋自然也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并不介意，略加寒暄之后，就送走了周，留下了张。
从此，张就完全投靠了蒋，后来曾在军统系统担任过少将站长的职务。
看过电视剧《延安颂》的人可能还记得这个情节。
不过，张在叛变投敌的时候，一个人都没能带走，连他自己的警卫员在知道了他是要叛变投敌之后，都主动提出要留在八路军这边，继续参加革命，而不愿意跟着张国焘去享福。
也是因此，在陕北的高级会议上，主席才在讲话中说，张叛变投敌是不得人心的，连警卫员都没能带走。
这话当然是说给留在当时已经分赴抗日前线的四方面军将领说的，用意是安抚他们，这只是张国焘自己的个人选择，仍然留下的同志只要好好工作，就可以了。
因此，张国焘投敌并没有在党内军内引起太大反响。
不过，这不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高级领导人投敌叛变的情况。
早在上井冈山的初期，担任红军师长的余洒度就因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选择了主动投敌。
之后，红军团长陈浩、袁崇全都曾选择投敌，在袁崇全投敌时，部队不了解情况，被他带走了，参谋长王尔琢赶去劝部队返回，在王尔琢当面怒斥袁崇全投敌叛变之后，被他骗走的部队大部分返回了，袁崇全怒而开枪，当场打死了王尔琢。
电视剧《井冈山》中就有这个情节。
不过，这些叛徒后来也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张国焘在投敌之后，脱离了革命队伍，从此成了反革命。
在抗战胜利之后接收时，他也曾跟着参加劫收，大捞特捞，这在《潜伏》中吴站长也曾经提到过。
但在全国解放之后，他并没有跟着去台湾，而是留在了香港，一边拿着在国内贪污的钱炒黄金，一边观望形势。
1951年炒黄金失败后，曾经主动提出要回到国内，哪怕给个副总理也行。
中央都同意了，只要他跟中情局的关系断掉就可以，他却因为投资又扭亏了，不肯回来了。
之后1958年又曾经提出过一次，要求给个部长，中央也同意，条件还是断掉跟中情局的关系，但他自己又没回来，最后客死加拿大。

参考：
看到这个问题，脑海中就浮现了这样的场景。
阅兵场上，一位将军严肃地对着士兵训诉：“你们要记住，军人就必须服从命令为天职！”然而，这位将军离开那里时，心里在嘀咕：“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前后矛盾的两句话说明了士兵未必真的能坚决服从自己的长官，更何况是想要率众投降的长官呢？
其实，战场上，即便是长官甘心投敌，他的下属士兵也未必全部愿意相随。
不是经常有这样的场面吗？
很多将领往往会在正式投降前，召开士兵大会，说道：“我不愿再做无谓的牺牲，所以决定放下武器，投入对方阵营，愿意跟随者我非常欢迎，不愿者可以回家或自谋出路。
”因此，并不是不跟着长官投降就是死路一条。
更有甚者，长官宣布投降后，士兵拒不执行。
那件事就发生在1940年的夏天。
6月14日，德国人进驻了巴黎。
6月17日，时任法国总理的主和派贝当通过广播向法国人民说：“法国人，共和国总统请求你们，今天我设想着法国政府的方向……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宣布，我们必须停止战斗。
”那法国士兵是否都真的立刻放下武器了呢？
6月18日，国防部次长戴高乐从伦敦的电台向国人号召：“这场战争的胜败并不取决于法国战场的局势，这是一次世界大战……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的抵抗火焰决不该熄灭，也不会熄灭！”虽然戴高乐被后来的贝当政府认为是政府的叛逆者，然而法国军人用行动拒绝了贝当的命令。
世人都笑话马其诺防线如聋子的耳朵一样，中看不中用，谁又知道英勇的法兰西人民曾在这里坚定地捍卫着祖国的主权，哪怕法国政府已经宣布投降。
在马其诺防线后面的图勒，第227兵团在法国宣布投降后继续战斗很久。
在索米尔，骑兵学校的学生们守卫这卢瓦尔河上的桥梁，直到弹药用尽。
马其诺防线的40万守备部队，拒绝所有的投降命令，只有部分碉堡被德国夺取。
正如德国军官所述，法国士兵尽管衣衫褴褛，甚至是血迹斑斑，但是他们却步调一致，他们静静地走过，空气中弥漫着坚定的决心。
更令人惊叹的是，前来分一杯羹的意大利在里维埃拉地区遭到了法国士兵的顽强反击。
4个法国师在长达2公里的阵线，面对着意大利28个师的攻击，只牺牲了8人，而对方却付出了约5000人的伤亡代价。
无可奈何的意大利人只能请求德国运输机将一个营运到了法国阵线后方，来宣告意大利的胜利。
此事就连意大利的盟友都为之脸红，德国的哈尔德呵斥道：“这就是个骗局，我不会让我的名字和这样的事情混在一起。
”虽然，一周后，英勇的法军才因缺少弹药而投降，但他们的确拒绝了贝当政府刚开始下达的投降命令。
而他们此举也得到了对手德军的敬重，德国人为这些战俘奏响了军乐队的音乐。

参考：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战场上”起义（投敌）跟在“战争中”起义（投敌）这两个概念可不一样。
在“战场上”起义，可以理解为双方正面剑拔弩张或者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才突然宣布起义；
而在“战争中”起义（投敌）定义比较广了，不仅包含了正面战场的起义，也包含了敌后战场的起义。
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在“战场上”率部起义（投敌）的第一个军长就是吴化文，时任整编96军军长兼整编84师师长，在济南战役打响的第三天，也就是华野西线宋时轮的攻城部队在猛轰吴化文驻守的阵地后，才宣布率部起义。
其实，在解放战争中，吴化文率部起义（投敌）也是被逼无奈。
吴化文年轻时过得很落魄，走投无路之下才加入到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当一名小卒，由于精精明能干很快就在军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冯玉祥的重用。
但好景不长，中原大战冯玉祥兵败下野出走后，西北军也就成了一盘散沙，吴化文从此四处寄人篱下，看着别人的脸色行事。
吴化文在抗战初期投靠了蒋介石，打过日本人也和八路军搞过军事摩擦并犯下了不少罪行，所在的部队隶属冯玉祥“十三太保”之一、主政山东的韩复渠统辖。
韩复渠因抗战不力被蒋介石处决后，吴化文也就没了落脚之地，犹如丧家之犬一直游离在汪伪政府和军统之间。
抗战中期，无奈之下加入到了汪伪孙良诚部，这也成为了吴化文挥之不去的阴影，也为日后的起义（投诚）埋下了伏笔。
抗战结束不久后，吴化文再次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在鲁南地区被新四军被打得溃不成军后，已经开始派人不断地新四军接触，而新四军为了争取吴化文，从此开始耐心地对其做思想工作。
国民党在执行军队整编工作计划时，吴化文不小心捞了个整编84师师长并参与了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由于曾投靠“汪伪”烙下的污点，在国民党军中一直不受待见，吃力不讨好的脏活累活可不少干。
在山东战场奉命支援友军时，吴化文为了保存实力两度贻误战机，导致了友军的全军覆没，也曾遭来了杀身之祸。
而此时，如果投敌，又担心自己罪孽太重而得不到人民的谅解，里外已经不是人了。
济南战役打响前，华野从未间断过做一直摇摆不定的吴化文的思想工作，要求在适当时期配合华野的攻城工作。
而此时的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深感济南兵力严重不足，为了拉拢吴化文，王耀武向蒋介石举荐吴化文担任整编96军军长兼84师师长，不仅拨给吴化文两个警备旅指挥，还给予补充了大量的美式装备，这一下子吴化文将华野的思想工作抛之了云外，拒口不谈起义事宜。
当华野大军压境济南城后，双方已经打得不可开交，而吴化文拒绝撤出阵地，已经影响到了攻城的进程，西线宋时轮立即率部猛轰吴化文驻守的西郊阵地，吴化文便开始慌了，当晚立即召开了军部团
虽然在吴化文在开军部团
济南战役战场上，整编96军军长吴化文宣布的起义（投敌），实际上成功带走的只有整编96军之独立旅、特务旅，以及整编84师之155旅及161旅等部，总兵力两万余人，其部队后来被合编为第35军。

参考：
战场上士兵当然可以拒绝投敌，比如著名的倒戈将军石友三，就是在想投靠日本人时被部下给活埋了，也算是罪有应得。
说起来石友三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名人，当然他出名属于那种遗臭万年型的，以擅长背叛、倒戈出名。
因为石友三倒戈次数太多，所以人送外号“倒戈将军”。
石友三原本是冯玉祥的部下，担任过他的马夫、亲兵。
后来随着冯玉祥的步步高升，石友三也得以出人头地，并成为冯玉祥倚重的十三太保之一。
不过当冯玉祥在南口大战中被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联军击败时，石友三还是毫不犹豫的向阎锡山输诚，倒向了阎锡山。
这也是石友三倒戈生涯的开始。
此后不久北伐军兴起，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
此时北伐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石友三见势不妙立刻去向冯玉祥负荆请罪，表示自己想回来继续跟着他干。
冯玉祥念在旧日情分上倒也没为难他，继续委以重任。
不过冯玉祥没想到的是，北伐战争以后他和蒋介石翻脸开战时，石友三在蒋介石的收买下再次叛变。
当然，蒋介石也没想到的是，几个月以后在他调石友三南下时，石友三和唐生智联手反蒋，炮轰南京。
随后因为唐生智兵败，石友三又去投靠了阎锡山，并参加了之后不久的中原大战。
在阎锡山和冯玉祥被蒋介石击败以后，墙头草石友三利用自己是吉林人的关系又和张学良拉上了关系，转投了东北军，再次躲过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虽然张学良石友三他不薄，又给军饷又给地盘。
不过石友三本性不改，再次起兵叛乱。
张学良不得不调动大量东北军入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击败。
也正因为东北军大量入关，东北空虚，才导致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可以说石友三是为了一己私利损害了国家利益。
这一次石友三被打了一个全军覆没。
为了东山再起，石友三一度和日本人、汉奸殷汝耕勾勾搭搭。
抗战爆发以后，石友三借着抗战的东风招兵买马，历任第一一八师师长、第六十九军军长、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等职。
不过石友三还是本色不改，时而联共，时而联蒋，最后还和日本人勾勾搭搭。
石友三的结义兄弟、部下高树勋都看不下去了，最后借着开会的名义把石友三骗来，把他活埋在了黄河边，终于结束了石友三朝三暮四的一生。

参考：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两次大肆吹嘘的四平大捷，尤其是守卫四平，陈明仁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两年以后，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但由于陈明仁刚愎自用，过高的估计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力，以及白崇禧积极的策反,在短短几天时间里,起义通电中所列30多名将领绝大多数率部叛逃,长沙起义部队由通电发表之前的7.7万人所剩无几。
其中陈明仁赖以起家的第71军，更是上至军长，下至马夫跑得一个不剩，在追剿叛军的过程中，四野悍将钟伟轻敌冒进，在青树坪遭桂军主力伏击，成为四野自进关以来唯一一次失利。
四个月后的广西战役中，叛逃部队以及桂军主力17万人被全歼。
71军军长熊新民，副军长彭锷，以及各师师长，团长悉数被俘虏。
后来陈明仁成为四野第21兵团司令，55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不知他看到那些曾经和他出生入死，现今沦为阶下囚的老部下们，会作何感想。

参考：
不是可以，而是必须拒绝服从。
因为军人要懂得自己的使命，虽然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服从上级指令是基本的纪律要求，但长官叛国投敌早已违背了军人保家卫国这一最大前提，所以任何一个有基本操守的军人都应该拒绝，否则跟军阀有什么区别？
当然，
事实上，历史上长官带着自己的队伍成建制叛国投敌的事情在中国屡见不鲜。
军队是否容易成建制投敌，关键看军队的建设是军阀化的，还是主义化的。
如果是主义化的，那么基层官兵比较在意公理，不会因为长官投敌而跟随；
如果是军阀化的，那当兵不过是为了跟着长官混口饭吃，极易集体投敌。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只要是军阀出身就会投敌，朱德老总本身是军阀出身，但是党的路线执行的最坚定；
冯玉祥地方军阀出身，却领导了察哈尔抗战；
张自忠地方军阀出身，却屡次恶战日寇，最后以身殉国，都是好样的，军阀≠军阀习气。
“东陵大盗”孙殿英抗战初期也曾经英勇抗战过，但是局势转难后他就带枪投敌，这就是军阀习气所决定的别的不说，最近的抗日战争，巅峰时期有近百万的伪军部队，而这些伪军部队大多数都来自投降或主动投敌的国军。
抗日战争期间，最打击士气，最涨敌人威风的事情就是高级军官带枪投敌这种事，相当于那些让浴血奋战的部队所做的努力毁于一旦，最为可恨。
其实叛国投敌这种事，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期间都没少发生。
国军的投敌往往是整建制的，换身狗皮摇身一变就成了皇协军；
这里面又以杂牌军占多数。
中央军成建制投敌的较少，不过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带着一套领导班子以及成建制的军队投敌，这一件事对中国军民抗日的打击是极大的。
身为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带队伍投敌这件事对中国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的将领也发生过多次投敌。
但区别在于，再高级别的军官，往往也带不走队伍，或者只能带走很少的亲信。
这就体现出两支队伍在作风上巨大的差别。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投敌的，副总裁以下中央委员20人，旅长
而共产党这边副团级
可见，共产党的军队是一支基层官兵有原则，有主义，有理想的队伍，也是当年孙中山理想中，中国军队该有的样子。
八路军的军容
参考：
我有靠谱回答军队是一个国家安全的最后保障，每当国遭到外族入侵或是内部矛盾升级，发生摩擦这时军队的忠诚各又和作战士气就能证实战争的胜与败。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军队，军队的规章制度大体几乎都相同，忠于国家，忠于国家人民，忠于使命。
军人的使命是国家和人民所赋予的以“保家卫国”为圣神使命。
军队的军规自律非常严格，必须听从上级的命令安排，这样一级管一级到最高统帅听从国家需要安排。
在我国历史长河中，有不少将军临阵叛变，而往往都能带走士兵，这只能说明这些土兵不是愚蠢，明知道将军叛变，自己还要跟着叛变。
其实这也正是士兵的无奈之处，如果你不跟随将军叛变，可能立刻就要遭到杀害，甚至还要给你安个罪名。
这也是士兵无法拒绝不服从的原因，除非士兵的力量能抗衡将军的权力，这种事几乎很少。
士兵其实就是一颗棋子，他们在战场上除了听命执行之外，他们什么都不能做更不能违抗命令，因为这是军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