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西药“盘尼西林”有多珍贵

这个战争时期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盘尼西林”是Penicillin的译音，就是青霉素。
关于青霉素在二战中的使用情况，国内的影视剧全是不顾历史事实的胡编，这个提问下面的回答也是以讹传讹。
青霉素前有磺胺青霉素在1943年春才开始给军方使用，成规模已经到了二战的后期了。
在青霉素之前是有抗生素的，就是磺胺。
磺胺是德国人先发明的，但希特勒认为科研是犹太人的玩意，使得德国没有配备磺胺，直到海德里希遇刺后才意识到抗感染的重要性，德军才开始配备。
美军英军则从一开始就配备了磺胺，这是赢得二战胜利的原因之一。
苏联不生产磺胺，抗菌是用大蒜汁消毒，效果吗就是哈哈。
日本更是不重视，也没有磺胺，抗菌靠的是武士道。
中国军队同样没有磺胺，靠的是血肉长城。
青霉素不是弗莱明的功劳在青霉素这个伟大发明上，历史学家有一段评价：“没有弗莱明，就没有钱恩或弗洛里；
没有钱恩，就没有弗洛里；
没有弗洛里，就没有希特利。
没有希特利，就没有青霉素。
”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但他不会纯化，也就只好束之高阁。
是牛津的弗洛里团队从弗莱明的论文和菌株开始进行纯化，因为钱恩是做纯化的，但青霉菌的产量上不去，是希特利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这已经是二战期间，英国天天挨炸，物资紧缺，根本没有能力大量生产，希特利来到美国，利用美国农业部的发酵能力，加上全美药厂的合作，才使得青霉素能够临床应用。
因为诺贝尔奖只能给三个人，结果对青霉素临床应用贡献最大的希特利痛失诺贝尔奖，这也没办法，他算钱恩的手下。
之所以后人在青霉素的发明上只知弗莱明，是因为共同获奖的三个人里面只有他是正经的英国人，弗洛里是澳大利亚人，钱恩是德国难民，而且弗莱明和英国官方关系好，结果就把名声全揽到自己名下。
青霉素在二战中应用情况影视剧中那些青霉素的情节全是胡扯。
青霉素的临床应用成为可能后，在英国也热起来，但英国药厂支援战争的压力很大，无法马上进行青霉素大规模工业化，而且由于青霉素发现权的争吵，使弗莱明与弗洛里、弗洛里与钱恩之间相互不信任，很难有真正的合作。
美国则雷厉风行，青霉素被定为第二优先，仅次于发展原子弹。
1943年春青霉素开始提供给军队使用，到秋天，能够在战区使用，但成本极高，只能给有生命危险的伤员使用。
在全美各药厂一起努力下，1943年前5个月一共生产出5亿单位青霉素，但只能救治180位危重病人。
其后7个月生产出2050亿单位。
1944年，产量达到16330亿单位，在诺曼底登陆时，每月产量达到1000亿单位。
盟军有3000亿单位、10万剂量青霉素的储备，1945年青霉素产量达到79520亿单位，1943年，青霉素每剂费用为200美元，到1945年下降到6美元。
1946年每剂成本只有55美分。
二战期间，青霉素优先军用，起码在1944年以前，非军用根本不可能，美国制造的青霉素更不可能流传到中国去。
中国也有青霉素影视剧的编剧们就知道胡编进口青霉素的故事，不知道二战期间中国也有自己生产的青霉素。
1937年，中日于淞沪会战。
热血男儿义无反顾，医生也抗日救亡，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前线医疗救护队有来自上海医学院的师生，其中有教授汤飞凡。
在汤先生多次强烈要求下，他被分配到第一线救护站，对伤员进行初级创伤处理，救护站离火线只有几百米。
上海沦陷后，兼任英国在上海的雷氏德研究所细菌系主任的汤先生接到通知，撤往英国，就在这时，收到他的老师、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的颜福庆的来信，请汤飞凡到长沙重建中央防疫处。
汤飞凡当即赶赴长沙，不久长沙告急，在他的大力坚持下，中央防疫处撤往昆明，二周后日军逼近长沙，在长沙大火中，防疫处的房舍全毁，所留仪器只剩了一个旧锅炉。
殿后的两名职工费尽千辛万苦，终於把这台锅炉运到昆明。
1940年，中央防疫处落脚滇池，其生物制品质量达到欧美同类产品水平。
防疫处生产的疫苗和血清不但供应大后方的防疫需要，并支援了陕甘宁边区。
这些制品因为质量达到国际标准，也被在太平洋战区作战的英、美盟军所采用。
青霉素问世后，有一系列关于提纯的论文被发表，但具体生产工艺属於军事机密。
尤其是不同菌种青霉素的产量相差悬殊，高产株如稀世珍宝，外人根本无法拿到。
关于国产青霉素的研发，汤先生在《吾国自制青霉素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写道：“民国三十年秋，昆明中央防疫处文献会之某次周会内，曾由魏曦技正报告：关于Abraham, Chain和Florey诸氏在Lancet杂志上，所发表对于青霉素或盘尼西林之研究一文，据称青霉素，既无毒质，且具充分杀菌效能，对于战争必有莫大贡献。
因此引起吾人深切之注意，同时以青霉素既系霉菌所产之物，则其制造，自属生物学制品范围之内，是以吾人深欲一为试探。
”在汤飞凡的号召下，防疫处上上下下掀起了寻霉热，全体职工及家属从早到晚到处寻找绿毛，经过多次失败，终于从技正卢锦汉的皮鞋上的一团绿毛，分离出一株能产生青霉素的菌种。
1943年《自然》(Nature) 杂志专门采访中央防疫处，是这样解释介绍青霉素生产车间的：“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又旧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后都要修理的锅炉，就靠它，解决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馏水供应等“，”用过的琼脂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设备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进行透析；
没有商品蛋白栋供应，完全自己制造，胃酶用完了，用从自己养的猪的胃里面提取”，“汤博士的工厂保持了高水平，虽然没有自来水，但他的马厩和动物房都非常清洁。
他有一个效率高的培养、分装和检定系统。
尤其有趣的是，他有一个自己的玻璃厂，能制造各种中性玻璃器皿。
”就是靠这样的简陋条件，中央防疫处生产出每毫升200-300单位、每瓶两万单位的国产青霉素。
汤飞凡先生少年时曾立志“发明一种预防方法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1955年，他发现了沙眼病原体，使人们认识到沙眼的传播特性，寻找到了治疗的药物，从而改变了中国人十眼九沙的情况，以上海为例，1959年沙眼发病率为84%，两年以后降到5.4%。
1958年9月30日晨，受到拔白旗运动冲击的汤飞凡割腕自尽，以死抗争。
学界共识，如果汤飞凡活着，中国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就是他的。
借着这个提问，回忆一下抗战中这段小插曲。
汤先生是湖南人，就用“湖南少年歌”中的一句献给这位医学巨人吧。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